■ 記者觀察

　　□本報記者 張勤峰

　　談及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容易想到下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和調降存貸款基準利率，這個問題還牽扯到資金供給、資金需求和融資工具等多個方面。

　　在資金供給層面，主要著眼于提供低成本的資金。低成本資金有兩個主要來源：外匯資金流入和央行貨幣投放。央行收購外匯並投放人民幣外匯佔款曾經是我國基礎貨幣供給的主要渠道，但隨著內外經濟形勢及國際收支形勢的改變，這一傳統的基礎貨幣投放機制正走向衰落，規模性的低成本資金供給愈發依賴央行主動進行的貨幣投放。今年以來，央行先後多次通過定向降準、再貸款、常備借貸便利等手段釋放流動性，正是希望彌補外匯佔款陷入低增長甚至負增長所産生的基礎貨幣供給缺口。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央行一系列貨幣政策調控方式帶有鮮明的結構性色彩。這是基於多種現實因素及長遠發展目標做出的安排。首先，當前社會存量資金規模並不低，部分産業産能嚴重過剩、運營杠桿過高，實體經濟自身存在一定的去杠桿需求，總量寬鬆不利於杠桿去化；其次，經濟增長步入三期疊加的“新常態”，貨幣政策重在保持經濟增長基本穩定，為改革和結構調整創造穩定適合的金融環境，政策調控必然要拿捏好力度、選準受力點，另外，經濟增速中樞下移可能是長期過程，政策子彈不能一次用盡，要考慮到持續的區間調控需求；再者，在推動産業轉型升級方面，金融政策要與財政政策、産業政策協調配合，有所為有所不為。最後，融資結構中不平衡、供需銜接中不對等的問題比較突出，總量性寬鬆政策釋放的流動性，容易被居於優勢地位的預算軟約束主體得到，特別是在信用風險趨於上升的時期。今年以來的情況已經説明瞭這一點。

　　今年央行將流動性釋放與流動性投向捆綁起來，更加注重結構性微調，是經濟“新常態”下創新政策調控方式方法的有益嘗試，效果可能比以往簡單的總量寬鬆要好。

　　當然，也不宜把結構性政策與總量性政策完全對立起來看待。在一定情況下，運用降息、降準等政策手段是必要的，不一定意味著貨幣政策全面放鬆。我國銀行體系法定準備金率長期畸高不下，在外匯佔款增速趨勢性放緩的背景下，已顯得不再適宜。一旦經濟增長出現明顯的下行壓力或者資本外流的形勢惡化，可以考慮適度下調法定準備金率予以對衝。當前，市場利率的下行過程已經持續一段時間，短期跨境資本出現了一定的外流跡象。再考慮到同業存款若被納入一般存款考核，銀行體系需為此補交較多的法定準備金，另外，存款保險制度的推行可防止銀行風險擴散，部分取代法定準備金的功能，這些都使得全面降準的條件進一步成熟。

　　要降低企業融資成本，除了在供給端想辦法，解決預算軟約束部門過多佔用金融資源的問題也很重要。可喜的是，自去年以來，中央和政府開始實質性推動地方政府融資機制改革。今年從預演算法修訂稿、國發“18號文”到國務院“43號文”，一系列綱領性的政策指引相繼出臺，標誌著我國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制度框架基本建成。隨著地方融資走向規範化、市場化、透明化，融資平臺等預算軟約束部門過多佔用金融資源、過分推高融資利率的問題有望逐步緩解，從而釋放出金融資源，用於支援重點領域及弱勢部門的合理融資需求。

　　最後，在實際操作層面，要為企業提供針對性強、融資鏈條短、融資成本低的融資工具。近年來，相關部門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和有益嘗試，特別是考慮到“三農”、小微企業等弱勢部門的融資難問題，鼓勵商業銀行發放涉農、小微貸款，或發行專項金融債用於投放小微或三農貸款，債券市場則推出了中小企業私募債券、集合票據、集合企業債、小微扶持債等創新債務融資工具，拓寬了中小微企業的融資渠道。

　　應該説，今年以來管理層及相關部門無論是從資金供給入手，還是在抑制無效或低效融資、縮短融資鏈條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採取了很多手段，目標直指緩解融資成本偏高的問題。當前有的領域或一些部門的融資成本已有所下降，但融資成本整體偏高的問題依舊比較突出，未來宏觀政策仍有進一步調控和放鬆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