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中央電視臺財經頻道《兩會芮觀察》。

　　在今天的第十一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上，代表們分別審議了政府工作報告、財政工作報告以及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報告，當然我們最關注就是這份政府工作報告了。其中我們可以看到，穩字當頭是總基調，平穩、穩妥、穩定、穩健這樣的字樣頻繁地出現，其中兩個數據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個是GDP、另外一個就是CPI。首先來看GDP，在2011年增長9.2%的基礎上，今年進一步放緩目標，增速定在7.5%，這是8年來首次低於8%的增長目標。我們再來看CPI，今年明確提出，要把CPI控制在4%左右的漲幅，這和去年的5.4%相差將近25%，而這兩個數字的出臺，都不外乎於今年經濟工作的總基調——穩中求進。這份報告中還大量涉及了關於“增加居民收入”、“深化分配製度改革”等等方面的內容，我們可以看到，政府在努力發展經濟的同時，也更加努力地希望全社會能分享到社會發展的財富。

　　【“十問收入與分配”第二問】溫州：工資集體協商顯成效 工資協議超萬份

　　溫總理在今天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2012年要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完善工資制度，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穩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大家都希望能漲工資，但是工資漲了企業的成本就會增加。那麼怎樣來協調員工和企業的利益？怎樣找到雙方利益的平衡點？這個問題不光是企業的員工關心，兩會的代表委員和我們也很關心，一起來看《兩會芮觀察》推出的“十問收入與分配”特別報道的第二問。

　　2011年5月，浙江溫州興樂集團的一個車間裏，舉行了一場特殊選舉。員工們通過無記名投票選出來的代表，將就員工的工資待遇問題與集團的管理層進行談判。

　　虞文品(興樂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加工資這個概念，對於企業來説，就是等於是出血，要增加這個成本。你不給員工很好的工資這個增長的一個機制，那麼員工肯定會流失，會給企業帶來一些很多隱性的損失，所以説這個會造成企業的另外一個大出血。

　　虞文品坦言，因為沒有現成的模板和參照，對於工資集體協商這件事，他們也是摸著石頭過河。好在員工們的積極性都很高，第一步，員工談判代表的海選進行得很順利，公司13個片區經過一輪輪投票，最後推選出了43名來自一線的員工談判代表。

　　石書行(興樂集團工資集體協商談判代表)：當時也感到很高興，也很意外，一看大家都是投票選舉的，再説我的口才也不怎麼好，就是感到有點奇怪。

　　記者：你覺得大家為什麼選你？

　　石書行(興樂集團工資集體協商談判代表)：因為可能是我的資格相對於來説有點老，老了一點吧，還在這個溝通方面比較隨和一點吧。

　　石書行告訴記者，當選談判代表後，他開始多方蒐集自己所在片區員工，在工資待遇上的意見。而此時，集團的管理層開始擔心，員工們提出來的要求會超出企業的承受能力。

　　倪海鷗(興樂集團有限公司副總裁)：工資協商這一塊是這樣，剛開始是有顧慮的，就怕萬一就是説員工漫天要價，跟我們的心理底線的差距太大，怎麼辦？有這個擔心的。

　　後來的事實證明，倪海鷗的擔心是多餘的，員工在工資集體協商的過程中並沒有漫天要價。

　　黃躍東(興樂集團工資集體協商談判代表)：反正一般人漫天要價我覺得不可能，這也是現實。你比方説你要三千、六千、八千，他也不能給你，你要也沒有用，就是説，大夥兒應該實際點

　　黃躍東説，他所在片區的員工立足實際，普遍希望工資能有兩到三成的增長，同時提出在廠裏訂單少的時候，也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

　　黃躍東(興樂集團工資集體協商談判代表)：當時具體就是説，兩方面，第一要求就是説工資最低得保證三千，八個小時工作時間，另外一個就是要求能不能保底，就是説電纜是有淡季的，你接不到活，員工希望能有個保底，不然心慌。

　　經過廣泛深入的調查摸底，2011年9月，興樂集團的勞資雙方正式坐下來開始面對面的工資協商。

　　吳海前(興樂集團工資集體協商談判代表)：當時坐在那裏是非常緊張的，有好多事情，員工反映出來的，我們都列在小本子上面，一緊張，小本子有時候也忘了翻了。

　　虞文品(興樂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那個坐下來我看大家都比較拘謹，放不開，然後我就告訴他，我們集體協商，也等於是一個討價還價，所以今天都是平等，然後一下子他們這個氛圍都變了，然後就開始活躍起來，然後也大膽説了。

　　談判的過程一波三折，有順利的時候，也有僵持不下的時候。

　　石書行(興樂集團工資集體協商談判代表)：當時説給普工增加工資15%—20%，老闆一口就答應了，就是對我們這些技術工有點苛刻。

　　在公司的管理層看來，因為技術等級不同，原來新進廠的工人有的月工資不足兩千元，這次應該多加一點。而一些老工人，月收入已經在四千元以上了，增長的幅度不需要太大。這種想法讓很多老員工感到很不服氣，而他們中的不少人因為德高望重，都是自己所在片區的談判代表。

　　高文坤(興樂集團工資集體協商談判代表)：心裏肯定是不高興的，按道理來説，公平來説，那就是每個人10%，或者15%。

　　記者：但現在不是這樣的。

　　高文坤(興樂集團工資集體協商談判代表)：我們一個班組，你一個人是開不起來的。你如果説下面人的工資提不起來，沒人幹的話，留不住員工就無法生産。

　　高文坤説，通過換位思考，老員工們也慢慢想通了，雖然工資的漲幅相對要小一些，但總收入能增長終歸是一點好事。不過，在談判桌上，他們還是非常堅決的要求，老技術工人的工資漲幅不能低於10%。

　　石書行(興樂集團工資集體協商談判代表)：我們必須堅持的，我感覺，我給廠裏面帶來了這麼大的效益，給廠裏面減少了這些不必要的損失，我們應該堅持，他就答應我們這個條件。

　　記者：後來老闆同意了。

　　石書行(興樂集團工資集體協商談判代表)：終於同意了，老闆還可以，最後也答應我們了。

　　從去年5月海選談判代表，到13個片區逐一談判，歷時半年多，在去年的12月底，興樂集團最終完成了首輪工資集體協商，員工工資的平均漲幅最低為10%，最高達到了29%，同時企業也同意了員工提出的保底工資的要求。

　　石書行(興樂集團工資集體協商談判代表)：這個比起來以前工資完全沒定下來之前，大家的心情、工作、産量都上去了，因為工人的心情開朗了，沒牽掛了。同樣的八個小時的話，比現在八個小時産值基本上翻了1.5倍，這跟心情有很大的關係吧。

　　不過，一切並沒有結束。眼下，因為企業今年的工資發放將從計件工資改為基本工資加績效工資，不少員工對績效工資的考核標準有疑議，於是勞資雙方又一次坐到了談判桌前。在記者拍攝的時候，興樂集團的工資集體協商還在持續，溫州市總工會的數據顯示，截止2011年底，當地有上萬家企業簽訂了工資集體協商協議10660份，覆蓋職工近百萬人。

　　尤小平(全國人大代表)：如何去形成一種雙方認同的一種報酬機制，工資集體協商，是一個非常好的一種舉措。勞資雙方的這種協調機制能夠讓所有的這個管道，這個廣大勞動者能夠體現自己的價值，能夠分享企業發展的成果。

　　全國政協副主席黃孟復：工資集體協商應平衡企業利潤和物價上漲幅度

　　我們看到，溫州已經開始嘗試工資集體協商，這也是邁出了收入分配製度多元化的第一步，那今後怎樣完善工資集體協商，怎樣擴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為此，我們也採訪了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和來自英國的經濟政策和能源問題評論師科尼莉亞·梅耶，一起來看看他們的觀點。

　　黃孟復(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主席)：我們現在形成一個三方機制，第一個工資的增長應該在建立在企業的效益的基礎之上，如果企業虧損，大家還要漲工資，最後企業解散掉；第二，企業取得希望利潤以後，這個利潤的分配的機制，我認為呢，企業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利潤分配掉，企業發展前途也沒有競爭能力了。所以我們提出來三方，工資的正常增長機制，應該是在一個行業的水準上進行平衡。平衡的基礎就最起碼盈利的企業，他應該工資增長應該高於物價增長，這樣的話員工的生活水準就不會降低。我們到底增長多少，這個由這個三方政府出臺一個，指導這樣一個指導線，工會和企業家方面進行協商，溝通，最後達成一個指導線。

　　科尼莉亞·梅耶(英國經濟政策和能源問題評論師)：如果去美國中西部，比如俄亥俄州一個工薪家庭，在辦公室或者是工廠工作，他們收入的主要來源就是工資收入。如果他們在股市或者債券市場投資，顯然就會獲得紅利和債券收益，他們還有儲蓄利息。如果他們投資房地産，就會有房屋租金收入。因此，經濟的越是發展，家庭就越希望將財産分佈在各種收益高的投資中，從而為工資收入提供補充。

　　芮成鋼觀察

　　在收入分配製度改革領域，大家首要關心的還是一次分配領域，也就是工資獎金這一塊。過去我們一直強調一次分配講效率，二次分配講公平，通過市場實現第一次分配，通過政府調節進行收入的二次分配。但實際上，如果第一次分配不合理，有著結構性缺欠，那麼在二次分配中，政府很難通過稅收等手段從根本上扭轉這種不公平的局面。黨的十七大報告中，首次強調在初次分配中體現公平以遏制貧富差距。4年來，在一次分配領域，我們看到了許多可喜的變化。連續四年，城鎮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都保持每年8%左右的增長。但另一方面，與之相比，連續四年的GDP增長都保持在9%以上。因此，我們更加關注如何讓老百姓工資增長的速度能趕上經濟增長的腳步？讓勞動者從社會財富的蛋糕中分得更多，日子過得更好，這也是我們改革發展的根本目的之所在。因此，溫州部分企業嘗試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顯得難能可貴，這種面對面的談判，不僅有利於收入分配更加合理，更重要的是工人在一次分配領域不再只是被動地等待或是無奈地用腳投票，勞動者的話語權顯著增強，這有助於改變勞動者的弱勢地位。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給我們的啟示在於，工資福利的改善，説到底不只是政府、企業和個人單方面能夠做到的，它需要三方面共同努力。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資標準，只是一種底線。企業違規，就應受到相應的懲罰。但在這個底線之上，政府卻不能要求企業給工人多發工資。勞動者如果想爭取到更多的工資待遇，集體談判為我們開啟了一種新的思路。我們也期待著一個更加完善的收入分配製度，能讓老百姓的錢包鼓得更實一些。

　　兩會代表委員熱議政府工作報告

　　每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都既是對上一年工作的總結，又是對未來一年的工作展望，今年是十二五期間承上啟下非常重要的一年，那麼，面對這樣一份政府工作報告，代表委員們是怎麼看待的呢？

　　倪永培(人大代表)：我覺得我們這些傳統的企業啊，一定要新型化，也就是要提高我們內在的科技含量，要提高我們的機械化、自動化水準。

　　金志國(人大代表、青島啤酒公司董事長)：7.5%的GDP增速在全球的比較來講仍然是高速度，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呢，這個7.5%是建立在去年9.2%的增長速度上，有47萬億的基數上去創造7.5%，那麼這個7.5%的絕對數也是不小的；第三個更重要的是轉方式、調結構的需求，我們知道轉彎一定要減速，為了穩增長，穩字在前，轉彎不要摔倒。

　　陳經緯(政協委員)：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溫總理提到加大財稅金融的改革。小微企業的融資問題需要有關部門真正研究一套辦法出來，大的金融機構，它們在大企業裏面掙了那麼多錢，在小企業裏面有時也可以適當地承擔一點“小微”的風險，不要為了保證百分之百的風險規避才敢放貸。

　　兩會代表委員熱議收入分配製度改革

　　章艷(中央電視臺財經頻道記者)：在今天的政府工作報告當中，我注意到了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也是2012年的一項主要任務，因為關係到每一個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也成為代表委員熱議的話題。

　　曹朝陽(人大代表)：真正的百姓通過收入分配這麼一種手段，感受到改革開放這個成果，他是切身體會得到，政策方針很大的一個轉變由原來的投資拉動變為消費拉動，老百姓如果手裏沒錢，袋子裏沒錢，消費拉動就起不來。

　　章艷(中央電視臺財經頻道記者)：今天我在人民大會堂的採訪過程當中，對於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中的完善工資制度和建立工資的正常增長機制等等問題，代表委員都給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議。

　　常德傳(人大代表)：企業退休的老人，能不能逐步和事業單位老人的退休養老金拉平，也幫助這些弱勢群體，老年人老年生活更加幸福、更加美滿。

　　陸啟洲(政協委員)：我們從企業來講，要盡可能建立職工工資隨著企業增長穩定增長這樣一個機制，保證收入更多向勞動傾斜，而不是更多向資本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