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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以為,針對民間投資增速下滑,應綜合施治: 其一,深化體制改革,破解長期存在的“玻璃門”、“彈簧門”,掃除投資障礙,嚴格落實相關金融政策規定,擴大直接融資,化解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為民間投資提供友好的政策環境和金融環境,提升民間投資信心。 其二,堅持以市場化手段實行市場出清,為民間投資提供空間,同時,在引導性政策實施顯效後及時退出,減少權利尋租與監管套利,真正做到還權于市場,讓利於民。 其三,大規模...
“過去,民間投資高速增長,關鍵是那時市場需求旺、投資機會多,投什麼都能掙錢,但這種時代現已成過去時。”羅松山説。 一方面,民間資本所集中的競爭性領域出現嚴重過度投資和低質産能過剩,大量低效産能和僵屍企業的存在對民間投資形成擠出效應,實體經濟投資回報率已變薄,民間資本投資意願下降。 另一方面,銀行業過度抽貸、壓貸,加劇民間投資增速下滑。“民企融資難問題一直未得到有效解決,大量社會資金流入國企和政府平臺...
“過去,民間投資高速增長,關鍵是那時市場需求旺、投資機會多,投什麼都能掙錢,但這種時代現已成過去時。”羅松山説。 一方面,民間資本所集中的競爭性領域出現嚴重過度投資和低質産能過剩,大量低效産能和僵屍企業的存在對民間投資形成擠出效應,實體經濟投資回報率已變薄,民間資本投資意願下降。 另一方面,銀行業過度抽貸、壓貸,加劇民間投資增速下滑。“民企融資難問題一直未得到有效解決,大量社會資金流入國企和政府平臺...
基礎設施投資高增長,主要是政府增加投入和加快投資進度,而房地産投資反彈,得益於較為寬鬆的貨幣環境和鼓勵政策,因此一季度的投資反彈還不是市場內生力量的觸底回升。 民間投資的大幅下滑,説明固定資産投資觸底企穩的過程仍未完成,投資增長速度仍有進一步小幅下調的內在要求。2005年至2015年間,民間投資增長速度一直高於非民間投資,但2016年起,民間投資增速開始低於總投資增長,出現了重要的轉折變化。
對於國有投資對民間投資的“擠出效應”,李佐軍還表示,民間投資不僅要拿自有資金,還需要借貸,以及後續資金的投入,民間投資在融資方面要比國企難度大很多。除此之外,還需要從供給側改革著手,將國企改革、行政體制改革、財稅改革、要素價格改革等方面的改革落到實處,減少民間投資的擔憂。
第二,建立以國有銀行為承辦主體的民間資本投資委託保障機制。建議國家有關部門出臺支援各國有銀行建立民間資本投融資委託管理保障的規章制度與激勵政策,規範受託銀行的民間資本投資渠道和投資去向,讓各受託國有銀行公開公正透明地向社會吸納各類民間資本,促成民間資本直接對接國家向民間資本開放的投資領域與投資項目。同時,借助國有保險機構建立民間資本委託銀行投資風險保險保障機制,實現雙向保障民間資本投資安全的目標。
與此同時,進一步完善民間投資環境,從法律角度確立民間投資主體的合法地位和根本權益,真正消除其後顧之憂,才能增強民間投資的內生動力。 促進民間投資實現平穩較快增長是一項系統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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