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本報記者 顧 陽

　　嘉賓：

　　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院投資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劉立峰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産業經濟研究部研究員 許召元

　　蘇寧金融研究院宏觀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黃志龍

　　民間投資是我國固定資産投資保持較快增長、經濟保持平穩運作的重要支撐力量，對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起到了重要作用。為進一步發揮民間投資的作用，應放寬民間資本市場準入，加強和改善政府服務，不斷構建新型政商關係、主動服務民間投資，營造公平競爭的投資環境。同時，在發揮政府投資引導和放大效應的基礎上，加大對民間投資的融資支援，大力推廣PPP模式，通過完善價格政策、挖掘項目商業價值等手段，構建合理有效的投資回報機制——

　　密切關注民間投資的意願

　　主持人：今年一季度，我國經濟實現了良好開局，固定資産投資實現了10.7%的增長，但一季度民間投資的增速卻從去年的10.1%下滑到5.7%，增速有所放緩，應該如何正確看待民間投資的這一變化？

　　許召元：投資增速的變化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短期內由於消費增長相對穩定，投資的變化是決定經濟是否真正企穩的關鍵。

　　一季度投資增速回升，主要受益於基礎設施投資高速增長和房地産投資恢復，政策激勵是投資回升的主要因素。基礎設施投資高增長，主要是政府增加投入和加快投資進度，而房地産投資反彈，得益於較為寬鬆的貨幣環境和鼓勵政策，因此一季度的投資反彈還不是市場內生力量的觸底回升。

　　民間投資的大幅下滑，説明固定資産投資觸底企穩的過程仍未完成，投資增長速度仍有進一步小幅下調的內在要求。2005年至2015年間，民間投資增長速度一直高於非民間投資，但2016年起，民間投資增速開始低於總投資增長，出現了重要的轉折變化。民間投資代表了市場力量對經濟形勢是否變化的內在反映，且佔總投資的62%左右，是投資的主體，因此民間投資大幅度下滑，説明宏觀經濟運作仍有進一步下調的趨勢。總體上看，雖然一季度投資增速有所回穩和反彈，但仍處於觸底企穩的過程之中。

　　劉立峰：今年1月至2月份投資增速達到10.2%，3月份當月投資增速達到11.2%，主要是由於去年同期的對比基數相對較小。從這個意義上看，當前固定資産投資雖略有回升，尚不能説明投資增速已經反轉。目前投資增速仍處於一個較低的水準。

　　此外，增長較快的大都是與政府投資相關的領域。一季度，國家預算資金增長16.9%，比去年同期提高近6個百分點；基礎設施投資同比增長19.6%，其中水利管理業投資增長26.8%，公共設施管理業投資增長31%。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投資的傳導作用未能較好地顯現，直接表現在民間投資增速的下降。

　　去年以來，央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合理充裕的銀行體系流動性。今年3月，央行再次降準，財政赤字率從去年的2.3%提高到今年的3%，同時加快重點領域、重大工程及PPP項目建設，客觀上緩解了投資增速下滑態勢，但由於民間投資意願疲軟，民間投資未能得以有效跟進。

　　黃志龍：民間投資長期以來一直是拉動整體投資增長的主要動力。從歷史數據看，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與民間固定資産投資增速變化保持基本一致的趨勢。2015年之前，後者一直顯著高於前者的增速，2015年全年二者增速幾乎完全重疊。

　　今年以來，在基礎設施投資和房地産投資拉動下，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開始掉頭向上，但民間投資卻繼續加速下行，兩者差距開始拉大。這充分説明在一季度宏觀經濟企穩回升的背景下，民營企業家的投資意願不足，對未來的投資回報仍存有擔憂，因此如何提高民間投資的熱情和信心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應降低債務負擔和融資成本

　　主持人：近期舉行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強調，必須採取有力措施，推動相關政策落地，進一步放寬準入，打造公平營商環境，促進民間投資回穩向好。應採取哪些措施儘快補上民間投資的短板？

　　黃志龍：近年來，相關部門一直在基礎設施領域推廣公私合營（PPP），但效果並不明顯，主要問題可能還是民營企業仍然處於弱勢地位，其盈利前景得不到保障。未來在推行PPP過程中，政府部門應該換位思考，把民間資本導入到有穩定現金流和收益的項目中來，避免民間資本成為旁觀者。同時，要打破民間資本進入醫療、教育、金融等服務業的“玻璃門”、“彈簧門”，讓促進民間投資36條各項政策真正落地。

　　在去庫存、去産能方面，仍有許多工作可做。比如，去産能必然有大量企業需要進行兼併重組，應在財稅、金融、員工安置等方面支援民營企業家積極參與處於困境中的國有企業兼併重組，盤活存量資産。

　　降低民間企業的債務負擔和融資成本也很關鍵。資産證券化、債轉股等盤活存量資産的方式不應僅限于國有企業，也應同樣適用於民間資本和企業，這樣有利於降低民間企業的杠桿率。與此同時，也需要讓貨幣和信貸資金惠及到民間企業，讓低成本的資金活水也能潤澤民間企業，而不僅限于在房地産市場、金融機構內部、地方政府債務等領域空轉。

　　劉立峰：當前，穩增長已逐步上升為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之一。從短期需求來看，投資具有乘數效應，投資是穩增長的關鍵因素，這並不因經濟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而有絲毫改變；從長期供給看，投資是資本的形成過程，決定了未來潛在增長水準的高低。可以這樣理解，促進投資特別是民間投資快速增長，供給、需求兩者均需發力。

　　可以從加大財稅政策支援力度、發揮財政性資金的帶動作用和增強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等方面入手，提升民間投資的積極性。如充分運用財政資本金注入、投資補助、貸款貼息等綜合手段，降低項目投融資和經營風險，提高金融機構發放貸款的積極性等。此外，在公共投資項目綜合開發、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等方面進行更為大膽的探索，都能有效提升民間投資的積極性。

　　許召元：應進一步加大改革力度，更好發揮政府投資對民間資本的帶動作用。比如，基礎設施是政府投資重點投入的領域，也是民間投資增速大幅度下滑的領域。一季度全社會交通運輸和倉儲郵政業總投資增長7.9%，但民營部門的交通運輸業投資僅增長3.6%，其中民營資本在“鐵路運輸業”的投資更是大幅降低16.4%，這些基礎設施往往是社會效益好但自身效益差，而且存在壟斷和投資回報不明晰的問題，應加快改革，創造公開公平的投資環境和投資空間，提高對民間資本的吸引力，從而帶動民間投資增長。

　　總體來看，我國已經進入到從“數量追趕”向“品質追趕”的新階段，規模擴張型的投資空間已經較為有限，要保持投資較快增長，根本在於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特別是加強對市場的監管，完善公平競爭的體制機制，形成創新者得實惠受保護、高品質者發展快的優勝劣汰格局，從而促進企業加強更新改造和研發創新的投資，走上品質效益型發展道路。

　　投資增速下滑壓力不大

　　主持人：民間投資是穩增長、調結構、促就業的重要支撐力量。在宏觀經濟企穩向好的情況下，導致民間投資增速回落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劉立峰：第一，負産出缺口擴大，實際産出與潛在産出存在差距。儘管一季度經濟形勢好于預期，但GDP增速仍是近28個季度以來的最低值，如果以當前潛在增長率7%到8%計算，負産出缺口擴大，總量需求不足矛盾有所加劇，這不利於投資者特別是民間投資者的信心提升。

　　第二，經過20多年高速增長，我國傳統製造業産能普遍出現過剩，一些戰略性新興産業也出現了過剩現象，房地産去庫存壓力巨大，供給的結構性過剩抑制了投資的積極性。

　　第三，經歷兩次金融危機的洗禮，我國宏觀政策的作用空間變窄，貨幣政策的邊際效用在遞減，過度地釋放流動性將帶來風險，財政政策也會顧忌政府杠桿率已經較高的現實，政策力度相對較弱。

　　總體來看，我國投資增長的動能有所衰減，投融資的約束增強。因此，全年投資維持低速增長或反覆觸底的可能性較大。

　　黃志龍：民間固定資産投資佔總投資的比重，從去年5月的歷史最高值65.4%下降到今年2月的61.6%，儘管3月微升至62%，但仍處於低位水準。這表明公共部門資金並沒有帶動民間投資，民間投資的信心明顯不足。

　　産能過剩導致民間資本擴大投資的動力不足。一季度，製造業固定資産投資增速僅為6.4%，創有統計數據以來最低水準，民間資本投向工業領域的增速僅為6.6%，企業家擴大投資的動力明顯不足。

　　同時，簡政放權等改革舉措落實不到位，拖累了民間投資的增速。近年來，國家出臺了大量簡政放權、降低服務業市場準入門檻等改革舉措，遺憾的是有很大一部分未能落到實處，不作為現象仍然存在。從民間投資中的産業結構看，今年一季度，民間投資投向第二和第三産業的資金幾乎完全相同，大約都是2.5萬億元人民幣，但面向服務業的投資增速已連續10個月低於民間資本投資增速，且二者差距越來越大。

　　此外，民企杠桿率高企，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突出。據中國社科院測算，自2008年以來，企業債務的上升速度顯著高於政府和居民的債務膨脹速度，杠桿率高企使得企業家擴大投資顯得有心無力。與此同時，民企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依然嚴峻，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抑制了企業家擴大投資的積極性。

　　許召元：民間投資增速下調，仍是對前期高投資和去産能以及經濟下行的正常反應，並沒有出現新的重要變化。從行業看，民間投資增速下行並不局限于一兩個具體領域，因此仍是對整個經濟下行的內在調整。

　　同時，民間投資增速持續下滑也並非財政支出産生的擠出效應。民間投資主要投向市場化程度高和盈利性強的領域，而政府部門投資主要投向基礎設施和教育、文化等競爭性較低的部門。事實上，國有企業的投資實際出現負增長。

　　對民間投資的下滑也不必過於擔心。從2012年到2015年，我國固定資産投資增速從20.6%逐步減速到10.0%，投資增速已成功實現了高位回落，而且受到製造業轉型升級和更新改造、第三産業平穩增長的支撐，我國經濟有保持一定投資增長的內在要求，因此投資增速進一步大幅度下滑的壓力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