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南農村集體經濟的新跨越

　　本報記者李文博

　　華西村、永聯村、蔣巷村、長江村、夢蘭村、山泉村……一個個響噹噹的經濟明星村，叫響江蘇、知名全國，不論是多年來的老典型，還是近幾年發展起來的新秀，走入其中，都能感受到一股蓬勃發展的向上精神，這些村富民強的典型，無不佐證了蘇南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和飛躍的全新跨越，是實現中國農業和農村現代化重要路徑選擇。

　　“集體經濟”發展跌宕起伏。自1997年對傳統的集體經濟的改制浪潮之後，蘇南農村的集體經濟並沒有消失，而是出現了新的形式，常領改革之先的蘇南又一次為集體經濟注入了新的內涵和發展動力。

　　從“人人有份、人人沒份”到“産權清晰、量化到人”

　　蘇南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紀50年代，有起有落。新世紀以來，蘇南農村不斷探索集體經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有效實現形式，積極發展合作經濟和股份經濟，推進社區股份合作制改革，集體經濟煥發新的生機和活力，進入了嶄新的發展階段。

　　過去，鄉村辦的集體企業往往“政企不分”，集體資産的權屬關係並不清晰，“人人有份”等於“人人沒份”。現在，這些村大多進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革，通過清産核資、股權界定、股份量化，將集體經營性凈資産量化到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明確農村集體資産權屬關係。目前，蘇州市1498個行政村已成立社區股份合作社1288家，富民合作社374家。江陰市241個行政村中，組建了村級集體經濟股份合作社159家，凈資産從組建時的55.8億元增加到2013年的88.8億元。

　　傳統的農村集體經濟，由鄉鎮和行政村直接投資辦廠，直接參與經營管理，村集體組織實際上變成了無限責任公司，經營風險大，收益不確定。近年來，蘇南農村新集體經濟發展的主渠道是資本經營、資産資源租賃和承包經營，普遍的做法是興建標準化廠房、打工樓、商業用房等物業用於出租，經營風險小，收益持久而穩定。

　　有了公平合理的分配機制，農民得益更多、更直接。傳統的村集體經濟組織，從村辦企業中收取一定的管理費等資金，主要用於村級行政開支、福利支出，農民直接分享經濟收益並不多。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分配，主要實行按股分紅和福利分配相結合，集體經濟組織經營收益狀況與成員的利益聯繫更加緊密，農民群眾得到的實惠更多、更直接。

　　不搞“一刀切”，推進多元發展

　　在張家港市村集體建成標準化廠房350萬平方米，年租金超過4億元。江陰市村集體2013年共收到土地租金3.94億元，村均153萬元。蘇州全市村級二三産業物業用房超過3000萬平方米，村均達2萬多平方米。

　　這是蘇南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主要形式，是其收入增長的主要渠道，這也是較為普遍存在的一種形式。江蘇省委2014年針對蘇南集體經濟開展的一項調研，歸納出蘇南農村所探索的村級新集體經濟發展，將這種形式歸納為資産租賃型發展路徑。村異路異，各村實際發展狀況不同，發展路徑也有所差異。

　　蘇南一些鄉鎮企業改制時，集體經濟留下了一定股份，借此發展的則稱之為企業股份型。如張家港市永聯村擁有永聯集團25%的股份，江陰市長江村擁有新長江集團25%的股份，2013年永聯村集體收入1.25億元，長江村集體收入超1億元。常熟市夢蘭村擁有夢蘭集團30%的股份，2013年獲得分紅2000萬元。常熟市蔣巷村每年從常盛集團獲得固定分配600萬元。

　　一些地區屬於農業開髮型，通過村內農戶承包土地的合法流轉，按照現代農業、都市農業的要求組建農地股份合作社，由村委會聘用種地能人負責實現高增值農業的開發。

　　還有聯合發展型，當地避開集體經濟在競爭性領域和産業中的劣勢，為屬區內民營企業提供半公共産品和服務，彌補和糾正市場失敗。蘇州市吳中區長橋街道對此最早進行了探索，2011年5月由街道集體資産經營公司和7個社區共同出資1億元，組建了長橋集體有限公司，主要投資開發物業項目，目前集體經濟總資産達36億元，村均集體收入2952萬元。

　　能人帶頭幹，但不“説了算”

　　從某種意義上説，市場經濟是能人經濟。村集體經濟的發展，離不開一個好的帶頭人，也就是能人。但在農村，既要靠能人，也必須靠民主。實際上，蘇南農村新集體經濟發展好的村，都是村級民主管理制度執行好的村，實現了能人治村與民主管理相得益彰。

　　江陰市山泉村黨委書記李全興，由民營企業家轉任村書記，把自己經營管理企業的才能和村民自治制度運用到村集體經濟發展中，實行村民自治，實現“民主促民生”，短短4年時間就使經濟薄弱村一躍成為先進村，村級收入增加到5200萬元，並化解了4700萬元的歷史債務，成了遠近聞名的新典型。

　　過去的村集體經濟，講起來是農民群眾當家作主，實際上由少數人控制。新型農村集體經濟中，村民有股份，他們更加關心集體資産的運作和處置，每個村都建立了一套比較民主的管理機制，村黨員大會、村民代表大會正常運作，村民代表大會成為決策機構，改變了過去集體資産處置、使用由一個人或少數人説了算的狀況。蘇南各市縣也利用資訊化手段，建立農村集體資金、資産、資源“三資”管理資訊平臺，並聯通到村，加強集體“三資”監管，減少違規和腐敗行為的發生。

　　正如大包乾時期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讓人意料之外，今天集體經濟的“東山再起”也令人驚嘆不已。集體經濟既是農村經濟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又是重要的推動力量。開發集體資源，盤活集體資産，開展集體統一服務，既為村集體增加了收入，又為各類市場主體搭建了平臺，有利於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從而振興繁榮農村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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