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懷很遠，喧囂很近。萬科之爭，隨處可聞。
去年以來的萬科控股權之爭，離不開的話題人物是王石，這個傳奇式人物的“情懷”和豐富的個人經歷過去一直為人們津津樂道。
王石之於萬科確實有不一樣的特殊性，如果沒有王石作為管理團隊中的核心人物，那麼這些年來萬科走的可能是另外一條道路。從某種意義上説，王石是萬科的靈魂人物之一。不可否認，王石團隊打理的萬科受到了市場的肯定，這一點已經用市場業績做了最好的證明。這一次萬科之爭，王石去留成了各方博弈的焦點之一，走了王石，萬科還是萬科嗎？
“誰的萬科”在關注企業家價值之時，也在拷問——
企業家精神
能否與契約精神融合
本報記者 袁華明
企業背後的
靈魂人物
這是誰的萬科？在這一事件中，王石的去留成了人們的關注點，也有人期待劇情能反轉。6月底開始，網上已經開始討論王石離開萬科的可能性，有一家網站甚至開始調查“王石離開萬科是利好還是利空”的話題。
公司的個性，有時真的是和管理層的個性是一脈相承的。不同的人與一個企業緊緊聯繫在一起也常常會出現不同的結果，像王石這樣的兼具企業家和職業經理人的特殊人物，他與萬科幾乎是可以互換的名詞，也是其他企業緊緊盯著的對象。
記者在採訪中發現，為數眾多的浙商都對王石非常崇拜，也在自己的實踐中學習著王石的管理方式，甚至模倣他的“家國情懷”。
浙江的民營企業大部分是從無到有打拼出來的，“創一代”的企業都有一個充滿傳奇色彩的核心人物，他們也是整個企業的靈魂所在。我們很難想像沒有魯冠球的萬向集團、沒有李書福的吉利控股、沒有南存輝的正泰集團，這些成功浙商身上本身有著特殊的魅力——他們都曾有篳路藍縷、山重水復的艱苦創業史，他們百折不饒通向成功的故事總是能成為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
但對不少浙企來説，和老浙商想法不同的是，他們中不少人的子女不願意接班。究其原因，或者是對現有産業沒興趣，或者是不願意做實體經濟，或者是無法駕馭企業全局……原因不一而足，但是其中不乏“二代”缺乏父輩企業家的“靈魂”作用，無法成為企業發展中的下一個“靈魂人物”，而父輩們也對自己創下的基業因無人接班而感到困惑不已。這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每一個企業如果失去了靈魂人物將可能帶來很大的負面效應。
“寶能係”頻頻舉牌萬科，應該就是因為看好萬科是一家優質企業，“寶能係”不過是希望借助資本市場的國際通行玩法，從萬科這樣的優質資産收購中獲取最大收益。一個企業的精氣神能否得到很好地傳承，核心人物起著關鍵性作用。在最終結果出來之前，誰也不能排除“寶能係”真的可以入主萬科，成為實際控制萬科的母公司，那麼王石管理團隊幾十年來打造的企業品牌和精神情懷還能否延續？在事態演進中，這種假設沒有確定的答案。
資本追逐經營穩定、成長性強的上市公司，是資本市場逐步走強成熟的表現之一。但産業資本強勢介入上市公司，可能出現資本與産業之間的矛盾，存在戰略整合及經營失敗風險，引發資金“脫實向虛”的問題。逐利而來的“寶能係”也深知其中利害，估計不會真的要全部趕走管理層，否則萬科的企業精神將會出現斷層斷檔，留下的攤子仍然需要“寶能係”自己來收拾。
如果離開了王石，萬科還是原來的萬科嗎？這個問題也留給了所有浙商，對“創一代”而言這是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哪怕最壞的打算也是股權出售，但企業家精神還能不能留下，就只能等待時間的檢驗了。
企業家的
情懷與契約
有人認為，“萬寶之爭”中王石的因素不可不談。本來是一次單純的商業事件，也許是因為王石的個人魅力為這次事件添附了很多情感和道德的因素。
在中國文化熏陶下的企業家，似乎都願意成為有情懷的道德高人。從被奉為商人始祖的春秋時期陶朱公范蠡開始，俱是以儒雅為榮，儒商形象和儒商意識可謂根深蒂固。從陶朱公到胡雪岩，這些曾長期在浙江活動的商人先祖們，都是以這樣一種形象示人。而從晉商到徽商，幾乎都是如此，王石如此，而浙商心目中的成功形象亦如是，但中西方不同商業文明孕育過程中，契約精神的養成也是不一樣的。
四百多年前歐洲就已經開始流行重商主義思想，而彼時的中國依然奉行農耕文明。伴隨歐洲大國崛起海外貿易可以通過皇家特許經營的方式進行，但是歐洲本土貿易則越來越有規矩可循，越來越有契約意識。1673年，法國頒布《陸上商事條例》，確認無限公司的組織形式，成為全球公司立法之始，這與波旁王朝國王路易十四推行的重商主義密不可分。彼時的中國，是康熙十二年，當年朝廷決定裁撤“三藩”，無暇顧及江南日益繁榮的商品經濟發展，也沒有為他們確認現代意義上的契約關係。這個時期的江浙商人已經有了信用雛形，契約之於他們來説只是少了一把推力。
直到200多年後的20世紀初，風雨飄搖中的清王朝才頒布中國第一部現代意義上的公司法律制度——《欽定大清商律》，具體規定了公司的組織形式、創辦呈報方法、經營管理方式以及股東權利等內容，道德與法理才有了分野，情懷與契約才有了有機結合的機遇。單就公司制度與契約而言，中國比歐洲晚了整整200多年，道德支撐的中國式商業因為缺乏法治的保障顯得有些單薄脆弱。
契約靠誠信，離不開法治的保障，也離不開監管層適度有效的監管。監管層在這次事件中顯得非常成熟，不為各方的吶喊所動，始終保持中立克制，但又不斷提醒各方必須在法律和規則範圍內開展活動。證監會新聞發言人張曉軍7月1日表示，萬科事件各方應著眼長遠，把保護投資者利益、促進公司長遠發展放在首位。這些努力方向，何嘗不是一個企業家應有的情懷和責任？
且不論道德與情懷，至少我們看到“寶能係”也在公告中公開承諾保證上市公司的獨立性。“鉅盛華”在公告中表示已向萬科出具了保持上市公司獨立性的承諾函，承諾在作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東期間，將保證與上市公司在人員、資産、財務、機構、業務等方面相互獨立。
浙商是“義利並舉”的實用主義者，會兼顧到各方利益，在守法、誠信、利益和公義之間尋找平衡點。像王石與姚振華這樣扳手腕扳了一年仍遲遲未有結果的情況或許不會發生在浙商身上，這一年企業對廣大的小股東和投資者的契約責任又去哪兒了呢？
“契約精神”是檢驗現代社會市場發育水準和法治發達程度的試金石。法律界人士也一直提醒，作為一個商業動作，“萬寶之爭”事件的各方出於各自利益來爭奪公司控股權無可厚非，但一定是要在制度、規則的框架下進行，依法按照法治化、市場化的原則來解決這一事件。契約面前，情懷只能居於次席。
接受契約
精神的洗禮
契約精神是企業家精神的題中之義，沒有契約精神成就不了企業家；企業家精神為經濟社會提供了更多道德情懷，也讓契約為主的商業社會多了豐滿的血肉。兩者的融合還是理性的、完美的。
王石在美國學習生活了一段時間後，曾公開發表了一篇文章談自己的體會。在文章中，王石表示：“現代企業制度是借鑒西方來的，東方文明本身是沒有這個東西的，現代企業制度很重要的一個基石就是契約精神，契約精神同時也需要有一個法律制度為前提，恰好這些都是中國文化和亞洲文明比較缺失的。對於中國企業家的現狀和中國企業家的弱點，我覺得和西方企業精神、西方企業家來對比，中國最缺少的是契約精神。”他認為，中國企業講誠信，但缺少契約精神。
晉商也好、徽商也好，都曾經有過非常輝煌的時期，也出過非常知名的人物。談到胡雪岩，談到晉商的票號，你會發現都和現代金融和銀行業非常接近。他們就是那種血緣地緣、師傅徒弟的一種信任關係，而不是契約。浙商的早期代表龍遊商幫和寧波商幫都曾叱吒一時，但也難逃出這種舊式誠信的窠臼，今天的浙商必須面對的是全球通用的契約意識和契約精神。
“西方契約精神是一種法律框架下可以追訴、處罰的一種信任，而中國的信任是建立在血緣、地緣這樣一個關係上，它沒有法律框架更不是宗法制度上的。現在全球化，我們中國現在的企業怎麼做？看能不能把西方的契約精神貫徹到企業的始終。”王石説。
無論“萬寶之爭”的結果如何，王石管理團隊帶領下的萬科已經翻過了舊的一頁，無論王石團隊是否留在萬科，一個新的萬科時代即將到來。也許會少一些情懷，但在週遭喧囂中堅守契約的會越來越多。
正如王石在自己文章中所描述的那樣，他所看到的是全球化時代必將越來越重視的契約精神；而我們所看到的是“網際網路+”時代，開放、平等、協作、共用的網際網路精神與平等、誠信、守約的契約精神是如此不謀而合，這個時代的創業者註定是契約精神的踐行者，這也是留給浙商的新機遇。
記者在採訪中也發現，浙商已經認識到制度框架是契約的底線和範圍，離開了這些浙商是不可能走遍全世界的。但浙商有時又被指責為缺乏契約精神——賣股份就沒了契約精神、股權爭議就沒了契約精神、網路平臺出現假貨就沒了契約精神……動輒以“契約精神”扣帽子的事在浙商身上沒少發生過，不可否認個別浙商存在契約精神方面的缺失，但絕大部分浙商在中國經濟發達的長三角地區經商辦事還是恪守了契約精神。也有浙商抱怨説，自己的情懷和契約精神沒有被很好的理解和認同，“萬寶之爭”告訴大家在公共事件中這種情懷和契約精神往往會被放大，而浙商認為更重要的情懷和契約精神是在平時的點點滴滴，在履行的每一個合同之中。
(責任編輯：羅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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