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路簿》：中國人經略南海的歷史見證

　　本報記者 何 偉

　　《更路簿》是我國南海漁民自明代以來就使用的航海手冊，除了記載通往某個地區的航程和航向，還詳細記錄了南海諸島、嶼、礁名稱及準確位置等。漁民在海上燃香一支所花費時間為一更，一更一般能行駛10海裏左右；路指的是航海羅盤指向的針路，即航向。《更路簿》以口頭流傳方式使用多年後，開始有手抄本。起自明代，即鄭和下西洋之前的15世紀初葉，《更路簿》以不同的抄本流傳至今，已經存在了600多年。

　　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

　　海南大學教授周偉民從1989年開始關注和研究《更路簿》，迄今已有20多年。

　　“戰國時期的古書《逸周書·王會解》中記載，商代國王湯叫大臣們制定‘四方獻令’，伊尹便建議，‘正南……請令以珠璣、瑇瑁……為獻’，這説明，早在西元前18世紀，我國南海沿岸居民就已從事南海水産資源的開發。”周偉民告訴記者，考古發現，西沙群島甘泉島有一處唐宋遺址，出土一批唐宋瓷器、鐵鍋殘片以及其他生産、生活用品。這證明至少從唐宋時期開始，我國漁民就已經在西沙群島居住生産，早已經是南海諸島的主人。

　　南海諸島礁的命名是印證主權的鐵證。在《更路簿》中，漁民給南海中136個島礁起了“乳名”，其中東沙群島1個，西沙群島38個，南沙群島97個。除了以漁家口述形式流傳外，更以書面形式記載于《更路簿》的手抄本中。漁民的命名全是海南方言稱謂，鄉土味道濃厚。“漁民們依據自己生産、生活中經常見到的物品形象，賦予南海島礁富有特色的俗名。”周偉民説，《更路簿》裏記載的南海諸島瓊人俗名，具有命名具體、位置確定、形象生動等特點，能反映島礁的主要特徵。

　　“潭門的老船長告訴我，南海北礁被稱為‘幹豆’，這在《更路簿》裏也有記載，原因就是潭門漁民出海總要在船上帶一些豆子泡發豆芽。最初的漁船經常在北礁觸礁沉沒，後來的漁民們經常能在這裡拾獲不少沉船遺留下的豆子，而且豆子經過日曬，大都已經乾癟，因此潭門漁民就將北礁稱為‘幹豆’。”周偉民説，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這些“乳名”為國家在法定南海280多個島礁命定“官名”時起了直接參考作用。

　　“《更路簿》中記載了中國人最早發現南海諸島、最早命名以及長期管轄的證據，有力地證明了我國對南海諸島及其鄰近海域的主權是不容置疑的。”周偉民説，“現存的十幾本《更路簿》已經能夠充分反映，南海漁民的足跡遍佈海南島沿岸、西沙群島、南沙群島、中沙群島等海域，幾乎覆蓋了整個南海”。從這些線路看，西沙、南沙海域早在明代就已經成為中國漁民的傳統漁場，而這些作業痕跡更能作為海南漁民經營和開發南海的確鑿證據。

　　在世世代代海南漁民的努力下，《更路簿》不斷完善，使得海南漁民可以遊刃有餘地航行在惡浪險灘之中，通過不斷開闢這條捕撈作業的“黃金海道”，讓聞名遐邇的“海上絲綢之路”日漸暢通起來。

　　“比如，潭門老船長彭正楷擁有的《更路簿》中，記載了17條西沙捕魚線路、200多條南沙捕魚線路、29條從南沙返回海南島的航線、7個海上交通樞紐和漁業生産中心。”周偉民舉例説。

　　南海是我們的“祖宗海”

　　今年61歲的何世軒是海南省瓊海市潭門鎮文教村人。他出生在一個世代靠海謀生的漁民家庭。1973年，17歲的何世軒開始嘗試隨同父親出遠海到西沙、南沙等海域捕魚。1979年，何世軒當了船長，主要帶領漁船在西沙、東沙航海作業。1985年開始到南沙捕魚作業。

　　“我清楚地記得，當年我的祖父和父親在出海之前都要拿出《更路簿》和《海圖》，根據風向與風速來核實即將出發的線路。”何世軒告訴記者，《更路簿》對潭門漁民來説是“命根子”。潭門漁民祖祖輩輩靠著原本或手抄本到西南、中沙等海域捕魚。

　　“《更路簿》記錄了航行的方向、時間、距離、途中所見島嶼、暗礁、海流變化、某片海域在各個月份的天氣變化規律等內容。沒有它，我們出海後就沒有辦法找到回家的路。”何世軒説。

　　在上世紀70年代以前，到南沙海域作業的基本上都是潭門的漁民，因為很多國家或地方的漁民沒有《更路簿》這個航海法寶，不能遠行。

　　現在，雖然何世軒出海用上了現代導航設備，但是仍然離不開《更路簿》裏記載的經驗。“我們每年出發去南沙，大多數選擇立冬過後，乘著東北季風前往南沙，春節或清明過後再乘著西南風回到潭門港，歷時大概有三四個月。”何世軒説，這些祖輩們幾百年來總結下的經驗非常準確，《更路簿》裏都有記錄。

　　“南沙哺育了我的祖祖輩輩還有我和我的後代，我們世代耕耘著這片藍色的國土，南海就是我們的‘祖宗海’‘責任田’，我們代代潭門人把她視作生命一樣珍惜。愛她、守她、護她！”何世軒説。

　　讓《更路簿》在現代“活”起來

　　隨著現代導航技術普遍用於航海，《更路簿》原有的價值大打折扣，但是，作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更路簿》的歷史文化魅力愈發濃厚。

　　海南大學教授鄒立剛認為，《更路簿》充分證明了中國人在南海的航海史、生産史、海外貿易史、生存史，揭示出我國對南海九段線內島礁及其海域最早發現、最早命名、最早開發利用和連續管轄的歷史事實，證明我國的相關島礁主權和海域權益。

　　“令人遺憾的是，僅有一部分《更路簿》保存下來，又因其為紙質，隨著時間的推移，加上沿海溫濕氣候和蟲蛀鼠咬，很多文字也已變得模糊不清或老化破損；尤其是年代久遠的更路簿，更是腐爛殘化。”鄒立剛説。此外，過去親歷遠洋出海的漁民目前尚在世的不多，海南省榮獲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的《更路簿》傳承人共有7人，但在世的僅有3人。

　　“近幾年，漁民對《更路簿》的保護意識已有了很大進步。”海南省博物館《更路簿》研究人員朱磊説，在瓊海潭門鎮，鎮一級政府都已經通過多種渠道告知漁民，對他們手裏保存完整或殘頁的《更路簿》都要加以保護，這是珍貴的史料。

　　朱磊曾經以解讀海南省博物館館藏的《順風東西沙島更路簿》為基礎，通過對《更路簿》中每一條航程航線的記載，精心繪製出從海南島潭門、大洲島（今海南萬寧）出發，與西沙諸島之間往返的各條航線，繪圖歷時90余天。

　　“當時是從文化考古的角度出發的，更多關注的是先民耕海的路線、島礁命名由來等。如今，《更路簿》的歷史價值更為重要，她是維護我國南海海洋權益的歷史佐證。”朱磊説。

　　除研究學者外，海南省文體廳也組織開展了對三沙非物質文化遺産的首次普查，《更路簿》是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海南省文體廳也已經開始著手對《更路簿》保護出臺有關管理辦法，使其在支援傳承方面得到制度性保障。

　　隨著科技的發展，衛星導航和定位系統日益完善，南海漁民已經不再依賴《更路簿》出海謀生。“但是，《更路簿》不能‘死’在我們手上，我們要好好傳承。”今年81歲的潭門老船長蘇承芬告訴記者，他經常教育子孫，一定要保護和傳承《更路簿》，造大船、闖深海，深耕“祖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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