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金融領導力

　　中國經濟網天津6月26日訊（記者 袁勇）6月26日，上海國際金融學院院長陸紅軍受邀參加2016夏季達沃斯論壇“大學領導者對話”的閉門會議並做題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金融領導力——中國結構性改革的金融供給研究》的發言。陸紅軍認為，顛覆我們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思維方式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將是社會發展真正的曙光。經作者許可，現將全文刊登。

　　 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金融領導力

　　——中國結構性改革的金融供給研究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人類正經歷著痛苦而激烈的轉型。國際社會尤其是企業家都在期盼增長拐點的出現。其實一個舊的時代已經結束了，世界經濟不可能回到次貸危機前那種模式的繁榮時代，中國經濟也不可能回到30年前排浪式的增長年代。而顛覆我們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思維方式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才是真正的曙光。

　　一、多重時代的金融領導力

　　超越工業4.0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在引領我們進入一個全新的文明時代，我稱之為“多重時代”。英國脫歐是多重時代特徵的典型寫照。而多重時代的基本特徵和重要特徵將長期而深刻地影響著每個國家與經濟體、每個實體企業與金融機構、每個家庭與個人的資産負債表及其幸福感。而推動第四次工業革命最為關鍵的因素，離不開金融的創新與領導。

　　1.多重時代：三個並存的基本特徵

　　全球經濟單極與多極並存。單極經濟的特點是以美元為主導、資本流向由北向南。北方代表工業與先進，南方代表農業與落後。次貸危機並未從根本上動搖美元在全球體系中的主導地位。以金磚國家為主的新興經濟體從地平線上升起，世界開始呈現多極經濟的新架構。但“金磚國家”這個被命名的光環，在發達國家不同步不同向的貨幣政策衝擊下，時而暗淡，時而被重新定義。經濟學家若具大局觀， 把握第四次工業革命在科技、安全、經濟、環境等領域環環相扣的互聯性特質，或許能超越經濟層面，看懂單極經濟體系的無奈和多極經濟體系的艱辛，而這兩者的並存將是長期的現象。

　　單極經濟首任鼻祖英國老舊貴族的習性和中低階層的任性以及老牌金融帝國的地位，決定其半脫歐－全脫歐的航線不會中斷。卡梅隆只不過是粗糙炒作了這段航程。同時，立足未穩的英國與心神未定的歐盟都不會止于與新興經濟體尤其是中國的合作；如果説“雙布體系”（佈雷頓全球治理體系和布魯塞爾歐洲治理體系）的衰弱是歷史的必然，那麼英國脫歐也是多重危機的開端。美國、德國、英國、法國産業革命的雄心將進退于低增長低投資和難民潮的徘徊之中，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領導帶來不確定的因素和動力。

　　多重危機與常態並存。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曾提到三重危機：即糧食危機、能源危機和貨幣危機。2007年我總結了一下，全球大概有30多種危機，同時或者交叉出現，多重危機由於全球高度一體化和高速數字化而外溢效應突顯。全球經濟的崩潰是不可能的，但呈多重風險交替波動的波浪形特徵（或W型）則是確認無疑的。金融脆弱和增長放緩成為這個時代最為顯著的特點，在中國稱之為新常態，在全球則稱之為新平庸。在新常態與新平庸中孕育第四次工業革命，是挑戰也是機遇。

　　多重制約與平衡並存。發展與生態、資源與環保、需求與供給，都到了結構失衡難以持續的階段。智慧互聯和共用經濟使第四次工業革命帶有區別於以往三次工業革命的顛覆性特質。全球經濟體都需要加強對結構性改革的領導，而不是在現有模式和思維中找答案。從G7到G20，各國領導人力圖通過貨幣政策或財政政策，把這些制約和危機向後推延。我曾稱之為“金融癌症”，現在的治療思路是化癌症為慢性病，降低恐懼，帶瘤生存，從失衡到平衡。人類得在較長時期內想辦法和它磨。

　　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新常態和世界經濟低增長的新平庸，是這三個並存特徵的寫照，傳統産業的低投資、低流動、低效率和新興産業的高預期、高智慧、高風險，或將成為各國進入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共同挑戰與難題。而主動選擇結構性改革這一戰略，則是中國引領全球經濟的勇氣、膽略和責任所在。

　　2.逆向、邊緣：兩個重新定義的重要特徵

　　逆向操作不確定。首先被重新定義的就是“不確定”的逆向操作。不確定，這個人類進入新世紀來高頻使用的概念被重新定義了，不確定並非經濟走弱的貶義詞，也非無所作為的中性詞，而是可以受益的確定式。關鍵在於如何操作，尤其是逆向操作已成為關鍵詞。從2008年全球危機至今，在不確定性中成功操作並受益的主要貨幣包括美元和人民幣：美元從逆週期的量化寬鬆到進入緩邁升息通道，平衡了次貸危機；而人民幣入籃也拓寬了國際化進程。自2007年匯率改革以來，圍繞人民幣的國際化需求側，出臺了一系列從跨境交易到清算互換的開放政策，包括增加匯率浮動幅度強性的逆操作，使需求與供給在不確定中達到某種有效的平衡。可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是中國國內的事，也是國際社會的事。縱觀去年人民幣匯率表現，對一籃子貨幣還是比較好的，但對美元來説還是有一些被動。

　　逆向操作使結構改革在已知的未知領域，推遲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的發生，以及這種風險的惡性化。實際上，無論是亞洲危機和全球危機，人的操作因素都很重要。亞洲危機時泰銖貶值就是因為泰國央行和財政部對國際資本逆向操作泰銖的誤判，其實人家是要估空你，所以1997年7月2日泰銖突然貶值時，已經沒有能力招架。國際金融市場一大特點就是只做不説。輸者是沒有反悔和回步餘地的。成也金融，敗也金融。金融供給側改革就是練就防範金融危機到來的一種“內功”，尤其是掌握逆向操作的制勝之道。

　　世界經濟將長期呈波段狀，金融體系的不確定性與不穩定性將隨著科技創新而日益增加，先入為主能使其中的收益與日俱增。2014年長期引領跨國公司産融結合的通用公司突然逆流實施“去金融化”，改旗易幟為高科技的基礎設施和工業技術集團，成為逆勢上揚的典型案例。其實這不是簡單回歸實業，而是金融資本與産業資本在更高更深的領域融為一體。作為中國的企業家，要掌控這個時代的特點，以“變”應“時”，以“逆”應“順”，切實運營好這個難得的歷史機遇期。

　　邊緣競爭成核心。核心競爭力被邊緣競爭力所取代，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系統性的集約創新特質所決定的。即使一些新興行業（如BAT）也很快就被UAT所取代，如個中的優步（Uber）或空中食宿（Airbnb），原為沒有一輛計程車或者一家酒店的另類企業，但卻創造了全新的移動系統和共用經濟平臺，成為全球最大的計程車公司或最大的酒店。去年的Uber在中國虧了10億美金，但全球估值是625億美元；滴滴打車去年在中國虧了100億人民幣，但全球估值是220億美元。而WeWork、WeLive、WeHotel則將辦公、居住、酒店與眾創空間、智慧互聯，以及社交事業全方位融合共用，做到極致。邊緣競爭充斥著人機智慧時代的新文明。從農業文明、工業文明、資訊文明，到智慧文明，變化日益加快。我曾在三年前提到，人類終將面臨四種人力資源共存局面，即自然人、機器人、克隆人（雖然現在法律上被控制著）、外星人的博弈。這本質上是人力資源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的巨大變革，其特點就是多學科多技術的集約創新，融合了生物、數字、智慧、物理和實體經濟。上帝創造了人，人創造了機器人，機器人最後戰勝了人。這實際上還是人類勝利。智慧化一旦與技術密集、資本密集度高的行業相結合，就會顛覆性地而不是排他式地發展起來。而對第四次工業革命這種顛覆性與整體性特點的深遠戰略思考，正是決策者與企業家所缺乏的。

　　第四次工業革命與結構性改革具有高度聯結性。結構性改革恰似一場賽跑，如果新的東西上得快，金融供給及時有效，“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就能實現，僵屍企業也能夠化解掉，供給側的目標就能實現。但如果新的東西上不來的話，僵持在那裏，這就是一個不好的結果。所以金融創新與科技革命的融合速度非常關鍵，直接影響需求側與供給側的結構平衡。未來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不再是複合型創新，而是集約型創新，是跨學科、跨技術、跨行業、跨文化、跨國家的集約創新，誰能把金融創新與整個科技革命（特別是共性核心技術創新）相結合，誰就能引領這個時代而不是被整合、被淘汰。

　　1998年我寫的《知識經濟：人力資本跨入智力資本》一書中提到了：那些滿足於享用高科技産品、整天在終端面前看電視、手機的人（我稱之為“泡沫人力資源”），時間被程式化、碎片化了。而在終端背後操縱這些節目的人，才是這個時代的引領角色。

　　AlphaGo與李世石的圍棋事件給我們帶來五個意外：意外發現南韓著力引領智慧化産業，特別是人工智慧的共性技術；意外引發人類對人機智慧的興趣、恐慌和接受甚至崇拜，打破了人類盲目自大以及對網際網路泡沫的漠視；意外深度思考人類的核心優勢就是突發奇想與原創動力，這是普通人工智慧難以實現的；意外提示金融産業格局變化新的趨勢；智慧審計已經應用、智慧貨幣會逐步興起、智慧化交易趨勢必行；意外悟到智慧金融引發的技術性金融危機或將成為與系統性、地區性金融危機並列的三大風險。

　　二、結構性改革急需高效安全的金融供給

　　1994年我在世界銀行年會期間總結亞洲金融危機教訓時提到，國家競爭力不僅僅是發展高技術和高附加值企業，改善産業結構和匯率、利率，更重要的是關鍵成員解決與定位問題能力和金融領導力。今天，結構性改革尤其是金融領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是這種定位問題與解決問題的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體現。

　　我認為，高效透明的金融供給作為結構性改革的關鍵，急需在治理、創新、監管、倫理這四個結點，構建全景式金融供給體系，才能更有效地達成“三去一降一補”。

　　1.金融治理的管控與供給：結構性改革的至高境界

　　無論是金融機構、上市公司或國企民企的領軍者，均應將公司治理作為結構性改革的制高點和金融供給的總開關。

　　公司治理是保障資訊充分披露與資産透明度的核心，應從頂層設計維度審慎把握這個核心點，這也是當前有效金融供給的關鍵。圍繞産能、杠桿、庫存、成本與短板這五個供給側改革任務，無一不與公司治理與金融決策相關。尤其是董事會決策層，應始終關注投資與經營決策的全過程，從注重投前決策到關注投後管理全景治理、從“三重一大”的單一個案決策到總量風險管控、從經營決策跟蹤的管理層報告制到治理層評估制，從資産重組、定向增發到網際網路金融領域，審慎決策、充分披露。

　　2.金融創新的策劃與供給：營造完整的全態環境

　　金融創新體系的策劃與供給，是結構性改革生態環境建設的重要基礎，必須整合公共資源、學術資源和産業資源（尤其是産業加速器）集約創新。當前在金融供給中急需解決上市公司、國有企業、民營企業面臨的一個困境：即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如何對不同所有制的資産實施監管模式的創新。我們能否借用“一國兩制”思維，在混合經濟實體中嘗試“一企多制”的新型監管模式的探索？中國共産黨十八大強調對國有資本的監管力度，從金融供給角度急需探索國有資本投資公司與運營平臺公司的經驗，推動大型企業的整合創新。這些都需要國資委、證監會、思想界與企業界的充分合作，探索成功模式經驗並轉為金融供給的政策法規來推廣，實現不同所有制資本優勢互補的良好生態環境。

　　3.金融監管的落地與供給：構建穿透式落地平臺

　　當前，公正有效的金融監管供給已成為結構性改革的又一大挑戰。2015年中國網際網路客戶數量已追平傳統銀行，規模超越美國，P2P網路平臺為全球之首。但由於監管供給滯後，P2P網際網路出現了嚴重亂象，敗壞了科技金融的名聲。我認為，在依法全面監管的大背景下，穿透式監管成為必然之舉。這能最大限度降低P2P平臺隱瞞投資人、借款人及嵌套産品真實面目的風險，消除各種偽平臺。在重大資産管理、投資管理和網際網路金融監管中，應當借鑒國際國內金融監管的成功經驗，果斷實現從雙峰監管（左眼看金融安全、右眼看金融服務）到多峰監管（審慎監管+行為監管+共用監管），使央行為主導的穿透式監管制度儘快落地。同時，在國企改革領域，在國務院和各地政府普遍建立的中央與地方兩級國資監管體系的三類企業分類管理基礎上，進一步加強對金融類企業、非金融類企業和服務類企業這三類企業投融資行為的管控，使“大三類”與“小三類”監管統一起來，增加管控的穿透性，尤其是穿透至最終投資人、自然人包括國資部門，使“隱身術”在以經營風險和信用為主要特徵的金融資本市場中無法生存。最近，我國有的特大型城市發現由國資委直接監管的國企往往好于非直接監管的國企，為此決定將所轄的金融類國企納入地方國資委直接監管，這或將能在提升國資監管穿透力、加快金融類與非金融類企業結構整合的協同效應方面帶來質的變革。

　　4.金融倫理重塑與供給：大補短板的必修課程

　　倫理是金融體系的靈魂。長期來，由於金融封閉、工具匱乏與人才不足的歷史特徵，使得中國近二十年來在金融要素市場硬體建設投入遠遠超過金融基礎設施軟體建設的投入，甚至一度出現學界泛商業化和商界泛金融化狀態，這對以倫理道德為生命線的金融行業與金融人才，無疑是一大短板，也是我國經濟從排浪式的定量中心走入産業鏈的定位中心過程中，形成過剩、短板與泡沫的深刻的社會心理根源。歷次工業革命的實踐表明，一個只注重起跑線與彎道超車而忽略終點站與全面素質的經濟體是難以長期持續的。事實上，清教倫理（敬畏、工匠和利他）是促成蒸汽機和電氣化這兩次工業革命的重要思想源泉。而美國上世紀70—80年代背離了這一管理思想，尤其是華爾街等“用別人錢來賺錢”信條的誤導，直接導致了新世紀全球性金融危機，併為第三次工業革命擺脫傳統金融和去中心化的網際網路思維的形成，打下了基礎。

　　倫理重塑的不確定或將成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軟肋。第一次工業革命依靠歐洲清教徒精神，造就了英國和倫敦金融帝國，而“五月花”中103名清教徒漂洋過海到北美，促成了第二次工業革命，造就了美國和紐約世界金融中心。第三次工業革命則以電腦技術推動了更為深刻的技術革命，但也面臨著新平庸的嚴峻挑戰。在第一二次工業革命起源地歐美已經遠離清教精神的背景下，第四次工業革命需要什麼樣的精神引領和倫理重塑已成為包含中國在內的全球性焦點與難點。當今世界科技經濟與思想文化領域充斥著實用主義、功利主義等各種思潮。培育與重塑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倫理，既是一大科學難題，也是一大倫理難題。追求價格與價值，追逐財富與利潤，在商業中無可非議。但沒有倫理的價值財富，是不可持續的。甚至可能在獲得資産價值的同時喪失倫理價值，甚至引發危機。如果説第四次工業革命需要“顛覆傳統、集約創新和包容共用”三大支柱支撐起新清教徒精神和智慧時代倫理，那麼，誰將成為這個新倫理的引領者？中國自古就有“先天下憂而憂，後天下樂而樂”的倫理精神，我相信，每一位企業家、金融家和思想家，乃至每一位國人，終將會醒悟：金融是種植而非僅僅是收割。終將會以中國高尚的倫理為行為準則，獲得世人的敬畏。2010年我曾與IMF前總裁、法蘭西銀行董事長康得蘇先生，以“重復的危機與不能重復的倫理”為話題，就兩次金融全球的教訓進行對話時，我們共同認為：儘管全球倫理重建是在懸空的希望中懷抱希望，我們還是將鍥而不捨持之以恒。

　　2011年1月26日我在人民日報係下的《國際金融報》中撰文提出：“中國要實現2020年成為與中國經濟實力和人民幣國際化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就必須儘快構建與人民幣國際化相適應的中國金融文化與金融文明。而什麼是中國金融文明？這是國人需要冷靜反思的。中國要成為複雜世界的領導者，所需復興的不是適合單一國家或民族的特殊文化，而是需要超越文化的跨文明。“無論是結構性改革還是第四次工業革命，都在不確定性中呼喚金融供給和金融統禦，而其中最為關鍵的塑造者，則是被這個時代重新定義的集約型創新人才。中國已經制定了以創新為新動能的十三五規劃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宏偉目標，我堅信，以金融供給為核心的結構性改革必將成為中國推動人類第四次工業革命巨大工程的關鍵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