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政府債務處在可控範圍內

　　當前，中國的債務問題受到全世界關注。中國的債務到底高不高，是否存在危機？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李揚6月15日在國新辦吹風會上介紹，截至2015年底，我國債務總額為168.48萬億元，全社會杠桿率為249%。中國政府的債務處於可控範圍內，中國有足夠的資産來應對債務風險，不存在債務危機—

　　6月15日，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吹風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介紹我國債務水準等相關情況時表示，我國政府的債務處在可控範圍內，同時有足夠的資産來應對債務風險，不存在債務危機。

　　非金融企業部門債務較高

　　據介紹，作為專業的金融研究機構，中國社科院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很早就關注並組織專業隊伍研究我國的債務問題，並從2011年開始編制我國的國家資産負債表，至今在資産負債表方面有了近10年數據，在債務率方面已有了連續20年的數據。

　　債務主體在結構上通常劃分為居民、金融企業、非金融企業、政府。“根據我們的研究，截至2015年底，我國債務總額為168.48萬億元，全社會杠桿率為249%。在結構上，居民部門在40%左右，金融部門約為21%，政府部門約為40%，如果考慮到一些融資平臺債務及或有債務，通過一個折扣打進政府債務總額裏去，政府部門會達到57%。”李揚説。

　　在地方政府債務統計中，或有債務是指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和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債務。

　　李揚指出，在我國，問題最大的是非金融企業部門債務，其杠桿率2015年底高達131%。如果把融資平臺債務加進來（這部分與政府債務有所重疊），則高達156%。

　　據統計，截至2015年末，我國納入預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債務10.66萬億元，地方政府債務16萬億元，合計政府債務26.66萬億元，佔GDP比重為39.4%。如果把地方融資平臺加進來，以更寬的口徑估算，政府債務水準達到56.8%，仍低於歐盟60%的警戒線，也低於當前主要市場經濟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水準，比如，日本超過200%、美國超過120%、法國120%左右、德國80%左右、巴西100%左右。

　　對於地方政府債務問題，李揚進一步分析，2015年底，地方政府債務佔GDP比重為24%，應屬不高的水準；再以國際通用的債務率（債務餘額/綜合財力）指標來衡量，2015年地方政府債務率為89.2%，低於國際通行警戒值。

　　“中國政府的債務處在可控範圍內。”李揚強調。

　　債務危機為小概率事件

　　“大家討論債務問題的時候，僅就債務談債務的情況比較多。”李揚指出，如果目的是要評估我國發生債務危機的可能性，分析的範圍就不應局限于債務，還應考慮資産方面。

　　分析顯示，按寬口徑匡算，到2014年底我國主權資産總計227.3萬億元，主權負債124萬億元，資産凈值103.3萬億元。按窄口徑匡算，即扣除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産，並以當年的土地出讓金替代當年的國土資源性資産，我國的主權資産凈值為28.5萬億元。

　　“上述分析充分表明，我國擁有足夠的資財來應對債務風險，發生債務危機應為小概率事件。進一步説，即便出現大規模的債務違約，我國也有足夠的資財，在不對國民經濟造成較大負面衝擊的條件下，予以妥善處理。”李揚強調。

　　結合資産負債表分析，李揚認為，我國債務問題至少有兩大突出特點：其一，我國是一個擁有高儲蓄率的國家，這種狀況導致兩個結果：一方面，每年要有相當於GDP的50%的儲蓄需要轉化為投資，同時，我國又是金融市場欠發達的國家，因此，儲蓄向投資的轉換大多會形成債務。“然而，另一方面，高儲蓄也為中國解決債務問題提供了巨大的緩衝。”李揚説。

　　其二，與大多數國家不同，在我國，各級政府的借債，主要是為了進行投資。因此，與鉅額債務相對應，我國地方政府掌握著大量優質資産，這些資産，形成了未來償債的可靠保障，從而也大大降低了我國發生債務危機的可能性。

　　“總之，我們僅僅看數字確實觸目驚心，但通過深入分析它的結構，對我國債務會導致風險的擔心是不必要的。當然債務問題是必須警惕的，任其蔓延會使經濟活力受到約束，對經濟長期發展肯定不利，因此現在必須把這個問題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加以解決。”李揚強調，債務問題是涉及全面的一個經濟現象，不是某個政府部門能夠解決的，必須進行通盤考慮解決。

　　堅持法制化市場化原則

　　對於市場上出現的債務違約事件，李揚認為，應當讓微觀主體的信用以自己的面目表現出來，擺脫政府信用“籠罩”的形象。

　　“現在信用違約在我國市場上越來越多，從小的延伸到大的，從民企延伸到國企、央企，從經濟落後地區延伸到經濟發達地區。”李揚認為，信用違約恰恰是打破剛性兌付的必要手段，應當高度重視這個問題。

　　“不能讓信用違約一發不可收，要控制這個過程，尤其是債務重組中惡意違約情況的發生。如果信用違約背後出現了市場機制崩壞的情況，這是最壞的結果，對此要高度重視。”李揚説，法制架構至關重要，解決違約問題要在法制框架下展開，所有事情要依法進行，包括依法違約、依法清償、依法破産。

　　“信用違約的出現對我國市場發展來説是一個新的階段，是個浴火重生的階段。”李揚表示。

　　對於如何處理企業債務問題，李揚認為，所謂不良債務的問題對面是不良資産的問題，所以要和處理不良資産聯繫在一起。

　　“不良資産在實體經濟中相對應的就是過剩産能、過多的庫存，所以去杠桿、去産能、去庫存，解決債務水準過高和解決不良資産是一個問題的不同側面。在這個意義上，確實需要有一個統一的考慮，把這些問題放在一起，從國家‘總盤子’的角度討論問題。”李揚説。

　　李揚強調，處理債務問題要和處理不良資産聯繫在一起，債務問題的核心是處理其中不良的部分；鋻於我國債務主要是在企業尤其是國企，因此處理債務問題要和國企改革密切結合。

　　“處理債務問題要和我國的市場化建設聯繫在一起，一定要用市場化的手段。債務不良不是説完全無法償付，其實還有一些殘值，那怎麼定價就是個問題。我們過去把賬面資産拿走，這不是市場化的辦法，應該用市場化的辦法來處理。同時，必須堅持法制手段，所有事情于法有據。”李揚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