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崖村”之困凸顯精準扶貧之急

　　施維

　　“懸崖村”之難，印證的是全局的脫貧攻堅之難。推進脫貧攻堅，智慧，勇氣、耐心、毅力缺一不可。既要穩紮穩打，立足長遠，也要對特別困難、問題特別突出的對象做好臨時幫扶；既要從細處入手，精準施策，也要努力探索一般性規律。發揮廣大基層幹部群眾的首創精神，形成全社會參與的大扶貧格局。

　　近日，一則題為《懸崖上的村莊》的報道，讓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昭覺縣支爾莫鄉阿土勒爾村備受關注。這個海拔1600米的村莊看起來不高，但地勢險要，村民往返村寨，要攀爬落差達800米的懸崖“天梯”。尤其是村莊裏15個孩子在山腳下的勒爾小學上學，每個月兩次往返于山下，行路安全更令人擔憂。

　　看過新聞，很多人都會有這樣的疑問：既然出行如此艱險，為什麼不修條好路，或者整村直接搬遷出去？“懸崖村”的問題存在已久，為什麼多年扶貧攻堅未能解決？

　　回答這些疑問、深入討論“懸崖村”問題，得把視野擴展到整個涼山彝族自治州脫貧發展上來。去年，一則“史上最悲傷的作文”讓涼山州的貧困現狀為更多人所熟知。彼時，人們的震撼比今天看到“懸崖村”更甚，也同樣有人發出以上類似的疑問。

　　事實上，四川大涼山作為全國十四個集中連片貧困地區之一，也是全國最大的彝族聚居區，這裡一直是國家扶貧攻堅的重點區域，“十二五”期間，貧困發生率下降17個百分點，實現69萬人成功脫貧。但是，由於交通的限制、教育的缺失和文化的邊緣，以及歷史因素的影響，導致多年以來貧困問題的持續。正如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長郭曉鳴教授所説，“大涼山幾乎聚集了所有的貧困因子，是當代中國貧困地區的一個特殊樣本。”

　　回到“懸崖村”的問題上來，這是一個更微觀的縮影、更特殊的樣本。若要修路，據測算，通路要全盤考慮相鄰的同樣沒有通公路的依沃阿覺村和樹主村，三個村300多戶、1420人，修路大約需要五六千萬。昭覺縣一年的財政收入才1個億，而全縣不通路的村還有33個。即便資金有保障，但是路如何來修，是否會給當地生態環境帶來破壞，使用價值到底有多大？這些都需要綜合考量；若要搬遷，且不説故土難離，從感情和文化上，這一關就不易過。況且農民搬遷出去後生計如何解決？阿土列爾村雖然交通不便，但是氣候、環境相對並不“貧困”，馬鈴薯畝産達到三四千斤，比全州平均水準高出一倍。村民們顯然並不願意離開家鄉。

　　這些制約因素，有的看似是資金投入的短缺，實質涉及到公平和效率的關係；有的看似是發展能力的問題，深層次是文化、觀念的制約；看似是阿土列爾村一個村莊的難題，其實更是整個區域的發展困境。“懸崖村”之難，印證的是全局的脫貧攻堅之難。

　　當然，這並不是説“懸崖村”的問題只能這麼“懸在”那裏，也不意味著地方政府就無計可施。事實上，就在媒體報道後，涼山彝族自治州州委書記林書成馬上表示，要先施工一條鋼筋結構梯道，解決群眾出行安全問題，這件事情完全是可以做在前面的。眼下，當地縣領導已經帶領一支五十多人的工作組進入村子開展工作。可以想見，這裡很快會有一番變化。只是從長遠發展來看，完全靠地方政府大量“砸錢”或者某單一路徑去改變一個村的面貌並不現實。“懸崖村”的困局依然待解。

　　還需要看到的是，“懸崖村”之所以進入媒體的視野、引起輿論的關注，有著很大的特殊性。人們被孩子攀爬懸崖峭壁的場景所震撼，但是在大涼山地區或者其他集中連片特殊貧困地區，海拔比它更高、交通比它更難、自然條件比它更惡劣、貧困狀況比它更深的村莊恐怕也不乏其例。甚至在雲貴川藏青等其他少數民族地區都有很多。未來五年時間，這些村莊的脫貧，挑戰恐怕比“懸崖村”更嚴峻。

　　“當一個地區的貧困與它的自然資源、民族宗教、社會治理交織在一起的時候，扶貧攻堅的困難就可想而知。”“懸崖村”的出現，讓我們更加全面地看到了複雜的國情、看到了脫貧攻堅的艱辛，也更深刻地理解我們當前所承擔的歷史重任。“貧困”，從來就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單純的發展問題，尤其是當脫貧攻堅進入關鍵階段，面對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區域情況錯綜複雜、致貧原因千差萬別、發展訴求不盡相同，我們一些傳統的行之有效的扶貧辦法、政策，在這些地區甚至很難對接和落實。這種背景下推進脫貧攻堅，智慧，勇氣、耐心、毅力缺一不可。不能因為任務重、困難多，就束之高閣、拖遝不決，也不能因為時間緊、壓力大，就急躁冒進、倉促決策。既要穩紮穩打，立足長遠從根上入手徹底斬斷窮根，同時，對於一些特別困難、問題特別突出的對象，也要有臨時性幫扶措施；既要從細處入手，精準施策、對症下藥、因地制宜，也要遵循特殊貧困地區脫貧發展的一般性規律；既要調動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積極性，發揮廣大基層幹部群眾的首創精神，也要動員全社會力量廣泛參與扶貧事業，加快形成全社會參與的大扶貧格局。

　　唯有如此，“懸崖村”才能徹底走出困境，更多類似的脫貧“硬骨頭”才能真正被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