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司法保護機制 護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長

　　守護兒童，就是守護祖國的未來。5月27日，最高人民檢察院介紹未成年人檢察工作30年有關情況。5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發佈了12起典型案例。從校園欺淩到家庭暴力，從司法救助到心理疏導，連日來，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的話題成為社會關注焦點。

　　嚴懲侵害未成年人權益

　　近年來，監護人侵害未成年人權益事件時有發生。家庭暴力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所造成的傷害不容小覷。現實中，未成年人受到監護人侵害後，往往存在發現難、起訴難、審理難、安置難等實際問題。

　　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民政部聯合發佈的《關於依法處理監護人侵害未成年人權益行為若干問題的意見》，已于2015年1月1日起實施。最高法研究室副巡視員馬東指出，《意見》對有關未成年人監護問題作出了具體規定，進一步細化了未成年人保護法、民法通則等相關法律規定，明確了行政機關、司法機關的工作程式和工作內容。

　　法律雖然對撤銷監護權作了規定，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撤銷監護權的案件卻非常少。在最高法公佈的典型案例中，周某被撤銷監護人資格案是上海首例監護人不盡撫養義務被撤銷監護權的案件。

　　周某是秦某某、周某某婚後於1978年6月領養的孩子。1999年至2000年，周某吸食毒品屢教不改，還偷拿家中財物，與秦、周夫婦之間矛盾激化。雙方于2000年11月經上海市長寧區法院主持調解，解除了秦、周夫婦與周某之間養父母與養女關係。此後，周某將其非婚生育女兒周某一委託秦、周夫婦代為照顧。但當老兩口接手孩子後，周某只是每年偶爾來看看孩子，也不支付撫養費。自2013年2月起，周某就沒再看望過周某一，也沒有履行撫養義務。

　　在審理期間，法院委託上海市陽光社區青少年事務中心長寧工作站進行社會觀護。社會觀護員反映，周某一自幼由秦、周夫婦照顧，周某偶爾回家一次。現一年多沒有回家或者聯繫周某一。周某一明確表示希望和老兩口生活在一起，不喜歡母親周某。社會觀護員建議從保障未成年人權益出發，由老兩口擔任周某一監護人為宜。

　　上海市長寧區法院經審理後認為，在周某一的生父尚不明確情況下，生母周某作為唯一法定監護人不親身切實履行撫養周某一的義務，不承擔撫養費用，未能有效履行撫養未成年人的義務，不宜再擔任周某一的監護人。最後，法院判決撤銷被申請人周某的監護人資格，變更申請人秦某某、周某某為周某一的監護人。

　　孩子不是父母的私有財産。這個案件啟示，並不是只有虐待未成年子女才會受到法律制裁，監護人長期不盡撫養義務，也會被剝奪監護權，由國家或者他人代為行使監護權。一旦發現未成年人權益受到侵害，公民有報告的義務，這樣才會逐步減少未成年人權益受到侵害。

　　守護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14歲的小芊需要做出與其年齡不相稱的艱難抉擇：父母離婚後跟隨父親生活的她，在一次爭吵後離家出走投奔了母親，父母為了她的撫養權對簿公堂。想跟爸爸還是跟媽媽？面對法官的詢問，小芊沉默不語。

　　“司法解釋規定，未成年人已滿十周歲的，撫養權歸屬應徵詢未成年人意見。”北京西城法院未審庭負責人甘小琴介紹，但在審判實踐中，未成年人的意見時常含混不清甚至不敢、不願表達，影響案件事實的查明。

　　小芊的撫養權糾紛，促成了西城法院涉少民事案件心理疏導機制的首次運用。在中國政法大學心理係專家幫助下，小芊表達了想跟隨母親、但又怕父親傷心的真實想法。經過法官和專家多次調解、釋明，最終，法院判決小芊由母親撫養，父親也選擇尊重小芊意願，接受判決結果。在判後回訪中，小芊告訴法官，現在她和父母關係都不錯。

　　“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常涉及親情關係、家庭糾紛或人身傷害，未成年人本就面臨親情割裂、人身傷害等帶來的心理創傷，進入訴訟後形成的恐懼心理和情緒壓力，則可能帶來心理上的二次傷害。”甘小琴告訴記者，西城法院嘗試在上述案件中引入心理疏導機制，在徵得未成年人監護人的同意後，由具備心理諮詢資質的法官及專業心理諮詢機構對有需要的未成年人及其家庭提供心理諮詢、心理調適，進而幫助家庭成員修復感情、化解矛盾。

　　西城法院未審庭法官郭威取得三級心理諮詢師資質。她説，在意外事故或遭受暴力導致未成年人人身傷害這兩種情況下，未成年人往往是身心俱創，産生心理陰影甚至嚴重的心理問題，亟需心理疏導的介入幫助度過心理危機。父母的監管缺位導致未成年人即使達到一定年齡可以獨立生活，但潛在的心理創傷不容忽視。在加強心理幫扶的同時，還要保障其生活來源和受教育權等合法權益。

　　記者了解到，西城法院涉少民事案件心理疏導工作由法官先行疏導，專業機構心理諮詢師為主導，引導未成年人父母共同進行，貫穿庭前調查、法庭調解、庭後矯治輔導、判後釋明、回訪等各個環節，形成“內外結合”的多層級工作模式。

　　“未成年人心理問題不是一天形成的，有必要在訴訟前就關注他們的心理健康，而這需要全社會共同參與。”甘小琴建議，學校要將維護和增進學生心理健康水準作為教育目標之一，開展心理健康課程，設立心理諮詢室。家長們也應糾正不當觀念，理解和尊重孩子，扮演好家庭“心理醫生”的角色。社區及公益組織機構也應當通過舉辦講座、組織團體輔導、建立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輔導站等形式，築牢守護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防護線。

　　不懂法不畏法現象需重視

　　扇耳光、潑冷水、煙頭燙、拍裸照……校園暴力犯罪多發引關注。記者從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獲悉，五年間，北京市法院共審結校園暴力犯罪案件近200件，佔同期全部刑事案件的0.19%，校園暴力犯罪涉及的罪名相對集中，共同犯罪案件比例高。

　　近年來，北京法院充分貫徹落實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建立加害方和被害方對話機制，推廣親職教育工作模式，著力修復社會關係，推動家庭改善教育方法。此外，北京三級法院不斷強化法官兼任法治副校長工作，年均送法進校園300余次，受眾未成年人7萬餘人，將“誰執法，誰普法”的普法責任制融入到推進平安校園建設過程中。

　　北京高院統計顯示，校園暴力犯罪主要集中于故意傷害罪、尋釁滋事罪和聚眾鬥毆罪，三類案件累計佔比78%。校園暴力犯罪約有70%的案件係共同犯罪案件。

　　“校園暴力犯罪時間、地點具有一定共性，多集中于上學、放學途中或者就餐、軍訓等非課業時間。”北京高院副院長孫力指出，犯罪地點主要在校內食堂、廁所、學生宿舍等老師較少在場的地方，以及校外停車場、公園角落等相對僻靜隱蔽的場所。犯罪起因和動機相對簡單，多因排隊、碰撞、口角、玩笑等日常瑣事，或因“好面子”、逞強好鬥以及敏感多疑等情感糾紛。

　　“校園暴力犯罪除反映出家庭、學校、網路多方面突出問題外，未成年人不懂法、不畏法的現象需要引起重視。”孫力説，法院調研發現，約有68%的被告人對有關校園暴力的法律法規“不是很了解”。還有一些被告人自述，以前就發生過把同學打傷或者被同學打傷事件，都是父母幫助賠償了事，沒想到這次會被判刑。

　　北京高院案件統計顯示，近10%的案件被告人原本為校園暴力的被害人，他們在遭受侵害後，因缺乏正確的行為指引，未能及時恢復和調整心態，導致在復仇、效倣等心理的支配下實施報復、攻擊行為，從而轉化為新的加害人。

　　防控校園暴力，需要學校、家庭、社會形成合力，與司法機關一道護航青少年健康成長。對此，孫力建議在法律層面推動《校園安全法》等專門法律的制定，明確並細化政府、學校、家庭等各方的法律責任，增強制度可操作性。對於實施校園暴力的加害人，要探索與相關部門構建聯動協作幫教機制，實施必要的追蹤輔導，防止重新違法犯罪。對於受害人，則要積極推進司法社工、心理援助進校園，探索疏解干預機制，為有需要的學生暢通求助渠道，提供專業諮詢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