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意味著我國經濟增長從主要依靠需求側發力轉變為依靠供給側和需求側同時發力，更加注重解決深層次結構性矛盾。新型城鎮化是我國最大的內需潛力和發展動能所在，推進新型城鎮化能夠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是農民工市民化，將帶來巨大的消費需求，尤其是住房需求，助力房地産“去庫存”，進而促進化解鋼鐵、水泥等建材行業産能過剩，在盤活存量資源的基礎上加速“去産能”；新型城鎮化對農村貧困人口脫貧具有輻射帶動作用，能夠為就地脫貧、異地搬遷脫貧等精準扶貧機制插上翅膀、增添動力，從而促進“補短板”。可見，新型城鎮化是化解即期經濟下行壓力與推進深層次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契合點。同時，推進新型城鎮化並充分發揮其積極作用，又必須加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特別是要加強制度供給和創新。

　　在推進新型城鎮化中加強制度供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聚焦于勞動力、資本、土地、資源環境等生産要素的有效供給和利用。特別是制度供給具有基礎性作用，能夠從根本上釋放經濟活力，為供給和需求的平衡匹配創造體制機制條件。新型城鎮化的制度供給涉及戶籍制度改革、城鄉福利保障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勞動就業制度改革、投融資體制改革等。其中，戶籍制度改革是關鍵。通過實行居住證制度，努力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逐步實現城鄉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對接和並軌；完善相關配套政策，促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農業轉移人口舉家進城落戶，實現向新市民轉變。在人口老齡化到來、勞動力成本攀升的歷史關節點，這些改革舉措能夠延長人口紅利期，推遲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同時，落實公平就業政策，加強農民工就業培訓，解決農民工子女上學問題，增加人力資本投資，可以使勞動力素質更好適應經濟轉型升級的需要。此外，推進新型城鎮化，需要積極穩妥推進農村土地流轉制度改革，釋放農村土地的資本屬性，既推動農業規模化、産業化經營，又增加農民收入、促進農業人口城鎮化。這樣的制度性改革有利於土地要素優化配置，提高要素供給效率和靈活性。

　　形成市場主導、政府引導的機制。城鎮化是人口和生産要素在不同行業、區域分佈結構優化的過程，離不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助推。這一過程的順利推進，需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全面釋放經濟社會活力。城鎮化是工業化聚集效應的必然結果，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應遵循規律、因勢利導，既不能人為抑制、行政主導，也不能急於求成、拔苗助長。推進新型城鎮化，政府應恪守權力邊界，摒棄功利的實用主義做法。當前，既不能單純把城鎮化作為應對經濟下行的靈丹妙藥，更不能把農民工視作激活房地産市場的“接盤俠”，強迫農民進城上樓，而應尊重市場規律，尊重農民擇善而從的自主權，提供足夠的發展機會和社會保障，保證農民工“進得來”“融得進”“住得下”“過得好”。可以在基礎設施、公共工程和公共服務領域實行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的PPP模式，調動全社會的資源和力量，形成農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擔機制，減輕地方政府財政壓力。這就要求地方政府進一步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形成市場主導、政府引導的新型城鎮化機制，促進城鄉之間土地、資金、勞動力要素流動，促進資源優化配置。（齊凱君 梁麗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