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唐燁

　　【編者按】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是最近的高頻熱詞。2015年12月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更加注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當前為何要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新提法有何政策含義？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發力點在哪？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下，推動這一改革如何減少對社會造成的衝擊？上海如何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做得更好？

　　上海經濟學會會長周振華教授1月18日接受本報記者的專訪，對這些問題進行了一一解答。

　　當前經濟下行不是通縮，也非增速換檔

　　增速換擋，這個提法也有問題。從長期看，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必然要經歷經濟增速的自然調整下降；但這是有個過程的。而我國經濟增速近幾年從兩位數快速下滑到2015年 的6.9%，目前看來2016年經濟還處在下行壓力中，經濟增速下降速度太快了，至少不是正常的增速換擋。

　　19日公佈的2015年中國經濟增長數據顯示，儘管去年第四季度基本面出現了增長亮色，但其強度不足以支撐經濟明顯反彈，2015年 GDP 增速為6.9%，這是1990年以來我國GDP增速首次跌破7%。

　　“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是對當前中國經濟下行態勢的一種判斷。”周振華解釋，2015年全年始終面臨經濟下行壓力，這樣的情況是在過去一段時間是不常出現的。

　　正是因為如此，對當前中國經濟形勢的判斷，學界、商界存在著分歧：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經濟已經進入通縮；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經濟是在“增速換擋”。

　　周振華並不認同這兩種觀點，此前他在多個場合都談到過他對中國經濟形勢的判斷。

　　“雖然經濟增速下行、物價水準下降、企業效益下降等指標都是通縮的特徵； 但消費需求增長仍然正常，並沒有呈現明顯萎縮，而且社會上的流動性也沒有表現出通縮中的特徵。”

　　“增速換擋，這個提法也有問題。從長期看，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必然要經歷經濟增速的自然調整下降；但這是有個過程的。而我國經濟增速近幾年從兩位數快速下滑到2015年的6.9%，目前看來2016年經濟還處在下行壓力中，經濟增速下降速度太快了，至少不是正常的增速換擋。此外，導致增速換擋的重點拐點，比如人口紅利拐點、勞動參與率拐點，也不是現在就遭遇到的。因此，用增速換擋來解釋當前經濟形勢也是解釋不通的。”

　　周振華判斷，當前經濟增速下滑原因在於結構性矛盾問題。“過去，我們也提結構性矛盾，是指投資與消費結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産業部門結構、地區差異等問題。現在我們説的結構性矛盾與過去有所不同。”

　　比如，一方面，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企業，明顯感覺流動性不足，融資難，借貸成本較高；而另一方面，虛擬經濟裏流動性又過多，也很活躍。這就是“資金錯配”的問題，資本沒有流動到應該流動的實體經濟去，而在實體經濟之外打轉。

　　又如，一方面，出現産能過剩及大量庫存；而另一方面，又存在明顯的短缺。這個短缺也很複雜，是一種層次性短缺。現在很多人出境購物或者通過網路進行海淘，包括母嬰産品，甚至大米豆油等，這些産品我們國內都能生産，但很多人還是要從國外買，原因在於國內提供的這些産品在層次與品質上與國外不同，這就是一種“要素錯配”的現象。

　　還有，現在短線操作或叫追求短期收益的操作行為很多，但對於一些投資週期稍微長一點、收益週期稍微長一點，感興趣的資本就很少。這反映的是“預期錯配”的問題。按道理説，如果短期與中長期預期比較穩定的話，會有短期與中長期資源的合理配置，但現在預期不穩定，就産生了追求短期投入或者效益的現象。

　　要解決這些結構性矛盾，依靠總量的宏觀調控（包括總量需求側與總量供給側）是行不通的。

　　“採取總量需求側管理就是採用凱恩斯的總需求管理，目標是解決通縮問題，通過增加政府投資及其産生的投資乘數效應，增加就業、提高收入，以彌補總需求不足。採取供給側總量管理，可以採用美國總統裏根曾推行過的供給學派政策，目標是解決滯漲問題。但對於結構性矛盾，只有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加以解決。”

　　當前有一種觀點，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簡單理解為美國總統裏根在上世紀70年代末推行過的供給學派政策，並認為應該效倣裏根當時的做法，大力推行減稅與私有化。

　　對此，周振華指出，上世紀70年代末的美國經歷的是滯漲，裏根的政策側重在刺激總供給，通過減稅與私有化等手段，一方面能刺激企業投資，激發出投資的活力；另一方面增加了總供給，也可起到平抑物價的作用。但我們現在面對的情況要複雜得多，不是解決總供給不足問題，而是要解決供給側的結構性問題。

　　去産能的主要目標是僵屍企業

　　當前有一種觀點，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簡單理解為美國總統裏根在上世紀70年代末推行過的供給學派政策，並認為應該效倣裏根當時的做法，大力推行減稅與私有化。

　　但我們現在面對的情況要複雜得多，不是解決總供給不足問題，而是要解決供給側的結構性問題。

　　去年12月份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2016年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結構性改革任務十分繁重，主要做好五大任務：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這五大重點任務也被外界解讀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五個重要方面。

　　周振華對五大重點任務的具體含義與改革重點一一進行了解讀。

　　第一，去産能。

　　産能過剩的載體主要是僵屍企業。所謂僵屍企業，一般存在於國企中，它們長期受到政府保護，缺少市場競爭，儘管已經無法産生效益，但在得到政府背書後它們仍能繼續得到貸款，用貸款來發放工資、償還利息，久而久之這些企業便形成僵屍狀態。去産能，意味著市場出清。市場出清，就是解決僵屍企業。不解決僵屍企業，市場無法出清，也就無法真正去産能。解決僵屍企業，實際上是按照市場競爭規則，取消任何非市場的保護，真正體現出讓市場發揮資源配置的作用。

　　僵屍企業已經被很多經濟學家看做中國經濟的拖累。不久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紐約大學教授羅伯特·恩格爾到訪上海，他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中國的資本市場沒有非常有效地分配資本，資本無法優先分配給最具生産力、發展最快的公司，而是被掌握在了很多生産力不那麼高，主要是“僵屍化”的企業中，並由此可能對金融機構的穩定構成危險。他甚至預測，中國並不會像歐美那樣突然爆發金融危機；如果中國發生金融危機，將會表現得非常、非常緩慢，而背後的推手就是大量的僵屍企業。

　　周振華表示，解決僵屍企業，既不能手軟，也要穩妥。由於這裡有許多沉澱成本，會帶來許多摩擦，最大問題可能是下崗失業。要有穩妥的方案，保障員工下崗順利與轉崗到其他崗位。在這背後，政府要做一系列培訓、提供工作崗位等措施。

　　第二，去庫存。

　　一提到去庫存，很多人認為，現在水泥、鋼材等原材料太多，要去庫存。水泥、鋼鐵等原材料庫存是很多，但通過經濟週期變動，是可以釋放出需求的，此外開拓其他新的用途、用替代方式也可以消化這些庫存。比如、鋼鐵、水泥多了，造路、造橋可能不需要那麼多，但我們要建設海綿城市、地下管廊等，都是需要水泥、鋼材的。還可以開闢新的、有真正社會需求的投資渠道，包括環保、教育、養老領域的投資，都可以帶動原來庫存的消化。

　　在他看來，現在最大的庫存是房地産。要去房地産庫存：一是通過促進住房消費，一些二三線城市、很多四五線城市的房地産庫存很大，通過消費拉動比較難；二是部分庫存可以轉化，如原來是商務樓，可以改變用途，變成創業空間、養老院與護理院、文化創意中心等新的投資途徑，但很多房型是固定，完全改作他用，難度也比較大。

　　第三，去杠桿。

　　在結構性矛盾中，如虛擬經濟、房地産的膨脹，都是杠桿在起作用，一些杠桿起到扭曲結構的負效應。因此去杠桿與去産能也是聯繫在一起。去杠桿也要具體分析，有些助推虛假繁榮、無序擴張的杠桿要取消、整治，而有些杠桿要調整或者要有新的杠桿替代。經濟運作中，杠桿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問題是要規範，要有監管，要把握“度”。比如，對地方融資平臺要清理，但同時要開拓另外一些融資途徑，如地方債券與企業債券等，替代原來不規範的融資杠桿。第四，降成本。

　　降成本是與提供有效供給相互聯繫的。一旦成本高企，企業利潤空間就被壓縮，所以要降低成本，特別是要降低交易成本。

　　第五，補短板。

　　“這個補短板，不是過去講的因部門短缺而進行的補短板，現在經濟結構中的短缺是層次性短缺，主要是高層次短缺。要彌補這種短缺可能需要整個産業鏈一起補短板，而不是過去那種某個産業部門補短板就可以解決。”周振華説，前面提到的海淘、境外購物，就是當前層次性短缺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在境外購買的日用品，其層次與品質高，不僅是工藝精湛，而且也與所用材料有關。因此我們要補這個短板，就不僅是生産這類日用品的部門，而是與提供原材的上游産業部門都有關係。因此補短板可能要上游就開始了，要提高上游部門生産産品的層次與品質，然後是生産部門改進生産工藝等等，整個産業鏈有系統、有關聯地進行科技創新，最終將整個産業鏈的品質提升上去。

　　此外，除了商品的短缺，當前服務的短缺更加嚴重。“網際網路+”更多是解決消費者服務問題，就是擴大了消費者的需求、增加了消費者服務的供給，但涉及生産者的服務短缺還很大。

　　背後的病根都是體制機制問題

　　僵屍企業已經被很多經濟學家看做中國經濟的拖累。

　　解決僵屍企業，既不能手軟，也要穩妥。由於這裡有許多沉澱成本，會帶來許多摩擦，最大問題可能是下崗失業。

　　過剩可能是市場失靈造成的，像發達國家的經濟危機就是市場失靈引發的過剩，而我們的産能過剩，在這麼短時間內就這麼嚴重，恐怕不是用市場失靈就能夠解釋的。

　　“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等五大重點任務不是單獨分開的，而是五位一體。”周振華指出其中的辯證關係，五個重點任務有加有減。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的要素流出要有去向，補的部分就需要這些要素流入。

　　在“去”的過程中，資金與勞動力等要素的轉移與流動會産生比較大的摩擦。如，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就涉及一個技能的問題。勞動力流動到新部門，要適應新部門技能要求，就需要進行培訓；設備在部門之間的轉移就更難，有些通用設備可以轉移到新部門，但有些是專用設備，直接轉移過去新部門也無法使用，就要探索其他方式進行轉移。

　　在周振華看來，五大重點任務的具體內容很多，但背後的病根都是體制機制問題，都要依靠改革創新來化解。

　　“五大重點任務是結構性地培養新增長點、增加有效供給，這是一場結構性改革，而不是結構性調整。因為在市場起決定性作用下，通常會促使資源在不同部門與領域之間流動，儘管也會有市場失靈，但不會出現非常嚴重的結構性問題。結構性問題背後，實質上是體制機制的問題，阻礙了生産要素和資源在不同部門與領域之間的流動和配置，逐漸累積形成嚴重性的結構性問題。要解決，不是給出一些一般性的政策，而是要通過體制機制的改革，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

　　“為何會有大量過剩産能？”周振華反問，過剩可能是市場失靈造成的，像發達國家的經濟危機就是市場失靈引發的過剩，而我們的産能過剩，在這麼短時間內就這麼嚴重，恐怕不是用市場失靈就能夠解釋的。其中原因是各地的投資衝動，包括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衝動，一哄而上，出現大量重復建設。

　　還有，一説要培育新興戰略性産業，各地有條件沒條件、有優勢沒優勢全都發展新興戰略性産業，短期內就造成了過剩現象，這背後也是體制機制問題。

　　又如，現在都説成本高，其實主要是交易成本高，包括融資成本高、準入成本高、資訊成本高、維權成本高。這背後是金融體制問題、市場準入體制問題、政府資訊透明度問題、信用體系問題、産權保護問題。

　　再如，在補短板方面，已經産生了一些有購買力的市場需求，但有效供給卻出不來。這既有技術問題，又有體制機制的問題。一些部門還處在壟斷地位，缺乏有效競爭，就難以形成有效供給。現在傳統服務很多，但高端服務相對短缺，尤其是教育、醫療等高端服務。短缺原因就是，服務領域開放度還不夠、進入門檻太高，沒有引入充分市場競爭。

　　“上述問題表面看都是經濟問題，但背後卻是體制機制問題，要解決，只有通過改革。如，去産能、去庫存，不應依靠過去那種‘關、停、並、轉’的行政性手段，而要依靠市場力量，通過改革發揮市場性作用，進行市場並購、資産重組，讓更多民營企業參與其中。”周振華強調説，去産能，不是簡單消滅産能，也可以通過提高産能能級來實現，即提升技術含量，減少、去掉那些低效産能，變為高效産能。還有一部分産能，可以通過“走出去”“一帶一路”建設等輸出轉移。簡而言之，去産能，一是轉移，二是提升，但兩種途徑肯定都是通過市場導向、市場手段實現。

　　上海更多要做的是補短板

　　上海在“十二五”期間進行的努力，與現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大方向是一致的。

　　上海如何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做得更好，繼續作為全國改革開放排頭兵、創新發展先行者？

　　周振華指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上海就已經意識到金融危機背後的産能過剩問題，因此在“十二五”期間就提出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的主線，明確了減少“四個依賴”（即減少對重化工業增長的依賴、減少對房地産業發展的依賴、減少對加工型勞動密集型産業的依賴、減少對投資拉動的依賴），同時積極培養新的經濟增長點。可以説，上海在“十二五”期間進行的努力，與現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大方向是一致的。

　　現在上海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建議政府可以在這些方面進行梳理，抓落實，抓推進。更多要做的是補短板。更多地要考慮發展新興服務貿易，特別在教育培訓、醫療保險、大健康、文化創意、環保等方面，要大力發展，從上海作為國際大都市的角度上看，這些都是短板。

　　在降成本方面，要理性看到，上海作為國際大都市，成本上升是一種必然趨勢。無論是商務還是人力成本的上升，都不應該人為去壓制，而是要讓市場本身來為其定價。但有一些成本是需要降低的，比如，各種非市場的、行政性手段造成的交易成本是應該降低的。可以通過更好地增加政府透明度、建立與完善資訊體系、實行商事制度改革，實行“先照後證”等改革，同時結合自貿區制度創新試驗與推廣複製一些改革，以降低準入門檻、規範市場秩序等。

　　此外，在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方面，上海還可以深入地做些工作。

　　如，建設用地減量化是去産能的重要方面，那麼上海可以在已有土地上做文章。原來的工業園區有些産能低效，可以通過二次開發，提升園區品質；隨著郊區新城的建設，鎮一級無論是空間佈局還是經濟活力與實力都相對比較薄弱，可以通過城鄉一體化建設進行調結構；中心城區的城市更新，也是調存量的一種方式，等等。

　　上海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還有一項很重要任務，就是製造業的升級，特別在材料工業、裝備工業、智慧製造方面的升級，因為這將是上海在實現我國工業化和製造業強國中承擔的國家戰略任務。如何在這方面實現新突破，需要深入研究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