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6年年會于2月19日下午在北京舉行，主題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全面提升發展品質”。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中央財經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財政部部長樓繼偉、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等人圍繞大會主題做了主旨演講。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

　　消除價格扭曲是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

　　首先，我個人最早進行經濟學研究是從搞數學模型出發的，從我接觸的各類數學模型來説，最終結構性的問題和價格問題是一個問題。結構問題特別是實物供給和需求産生的結構性問題所反映的就是價格問題，所以結構性問題就是價格問題，當然這必須在一個有效市場假設的前提下。結構改革或者説結構調整也是價格改革和價格調整。

　　説結構性問題一般先看産品的結構問題。在産品市場，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市場是有效的，即供求關係決定價格，價格變動也決定供求關係。結構的調整也需要價格信號提供激勵，沒有激勵的結構調整是很困難的。但産品價格裏面，有的時候市場調節不了，特別是一些重要的産品。但是從實踐來看，我們最後發現也不見得政府主導的定價做得更好。

　　我舉一個不一定正確的例子。比如成品油，這麼重要的産品可能政府會考慮得更週到一些。現在我國成品油的定價，經過幾輪演變，最後是在國際市場價格上加一個緩衝期，即延遲20天左右，過濾掉高頻波動成分，最後跟隨國際市場價格。另外，最近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內容。但總之也很難説明，即便某些很重要的産品，是不是市場決定的價格就是不行的。

　　更複雜的問題是要素價格。傳統意義上，大家理解的要素價格是人力資源、資本和土地。我認為原則上來講，價格實物供求關係也是成立的，只不過情況更加複雜一些，這些複雜的因素應該有一些額外的考慮。包括大家所關心的像利率、匯率，也是供求關係和價格之間的關係。如果單純從國際貿易的角度來看，匯率更多的是一個貿易加權的供求關係。但是後來隨著國際經濟發展，資本投資和資本流動變得越來越重要，外匯的價格也更加像要素價格。

　　之所以説市場在一小部分情況下是無效的，從過去傳統的經濟理論來講主要是存在外部效應。外部效應有廣義的外部效應和狹義的外部效應。一般來説，像製造環境污染、損害環境之類是最典型的外部效應的例子。也有人把宏觀因素考慮到外部效應裏面，這是分類問題。總的來説，外部效應是一個重要的效應研究領域。

　　最近，國際上的作法是越來越多地把外部效應內在化或內部化。典型的就是污染問題，或者再具體來説就是氣候變化和二氧化碳排放問題。排放問題的內在化，即把它的外部效應事先計入使用能源或者製造污染排放的成分裏面。另外一個例子是，我們看到有不少國家對任何産品的出廠銷售，事先會把它未來形成的垃圾處理費用打到裏面。把垃圾費用打到裏面去的時候，外部效應實際上也內在化了，處理垃圾的時候，就不再額外出錢了。比如汽車的鉛蓄電池。

　　即便在市場無效的情況下，特別是在存在外部效應的情況下，仍然有很多辦法能夠使價格機制更好地發揮作用，同時也説明不見得其他的結構性政策能夠比價格政策更好。所以説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要的內容是消化價格扭曲。我們當前存在很多價格扭曲，把這些價格扭曲消化掉、改革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結構性改革了。

　　其次，我們強調結構性改革特別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原因，和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很多國家債務比例高、財政政策空間比較小、過度依賴貨幣政策有關。因此近兩年在很多國際場合也討論對貨幣政策的過度依賴問題。

　　另外，過度依賴凱恩斯主義的措施，搞了一段時間以後就會過頭。從這個角度來講，大家會思考，實際上應該更加側重對供給側的政策考慮。從這個角度來講，供給側和需求側也是相匹配的，是相互配合的。

　　最後，結構性政策在當前全球化經濟情況下，和對外經濟關係重大。在對外經濟的題目中，重要的議題就是比較優勢轉移。隨著價格機制的變動，特別是要素價格的變動，比較優勢就會發生轉移，比較優勢發生轉移，就會引起價格體系的變化，特別是相對的變化。有一些比較優勢轉移，包括某些勞動力密集型的生産必然會轉移出去。另外，還有相當一部分究竟轉移還是不轉移取決於結構性政策，取決於當前的戰略。

　　比較優勢究竟跟我們現在所説的産能過剩或者産能轉移是什麼關係呢？中國跟周邊國家打交道的時候，我們經常説兩國經濟互補性強，我生産的你沒有，你生産的我沒有，正好是互補的，咱們正好可以加強合作。但是古典經濟學討論這個問題不是這麼説的：即便沒有資源稟賦也會通過分工，使得一個國家可能生産某個有更高産能和産出的産品。鄰近兩個國家資源稟賦差不多，可能一個國家多生産帽子，一個國家多生産鞋。

　　而從本國市場容量角度來講，其實生産都會形成産能過剩。但如果説，能夠充分開闢國際市場，而且貿易政策不存在過度扭曲的話，産能過剩的衡量可能需要有另外一些考慮。

　　對中國來講，也可能有外部效應的因素。如果我們把生産留給自己，污染也留給自己，可能是外部效應。我特別強調，在兩高一資（高耗能、高污染和資源性産品）領域的産能過剩，也導致處理産能過剩和國際貿易和貿易政策，也就是結構政策和貿易政策的相互連接。

　　産能轉移的時候，我們考慮比較多的是運輸成本相當高的産品，運輸成本和定價相比較高的這類産品不太適合通過貿易交換獲得。如果有産能的話，可以把産能輸送出去。但是換一種情況也不一定是同樣的結論，比如比較優勢轉移和産能轉移，更多的和創造就業以及保持就業相聯繫。

　　中財辦副主任楊偉民：

　　要從五方面落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任務主要是“三去一降一補”，我講一下如何落實。

　　第一，情況要摸清。我們對現實狀況有一定了解，但還不是十分精確，比如説鋼鐵産能到底有多少，其中僵屍企業有多少，佔多大的産能。處置這些僵屍企業帶來多少不良資産、不良貸款，涉及到多少職工。這些職工的再就業，保證基本生活需要多少錢。

　　第二，目的要明確。目的和手段，要防止本末倒置。如果把企業關了，但是過剩産能沒有實質性減少，就沒有達到目的。比如説人口城鎮化問題，現在大家都在提倡，相比土地城鎮化是進步。但是人口城鎮化最重要的是人口在就業地落戶，而不是在老家非就業地落戶，否則還會存在大量人口就業地與居住地空間分離問題。

　　過去住房制度的改革是通過購買商品房解決居住問題，中低收入群體通過建設保障性住房解決居住問題，困難群體通過廉租房解決。事實上，大學畢業生、中等職業畢業生、農民工剛參加工作的時候，開始的時候不可能是高收入群體，是低收入群體，他們是真正住房的剛需。為他們創造居住條件，必須要建立新的住房制度。為此，要建立新的住房租賃市場，提供租賃住房的房東，提供以租賃住房業務的專業化企業等主體，為農民工落戶掃除機制障礙。

　　第三，任務要具體。搞清楚要幹什麼，確定紅線好操作。每一項重點任務都要具體化，如何幫助企業降低成本，包括六個方面還是七個方面，這些都可以進一步細化。比如説降低企業稅費負擔，説明降低哪些稅費等，應該一一列出清單，限期完成。處置僵屍企業，從鋼鐵、煤炭先動手。

　　第四，要處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企業的關係。政府與市場的作用，中央與地方承擔的責任不一樣，法律、經濟、行政這三個手段使用的成效是不一樣的。處置僵屍企業當中，中央政府做好頂層設計，給予財政補貼，地方政府停止對僵屍企業的財政補貼和其他財政補貼。地方政府負責下崗職工基本生活，央企僵屍企業要輔以行政措施。化解房地産産能過程當中，中央政府做好新一輪住房制度的頂層設計，主要的事情應該交給地方政府。

　　第五，措施要有力。要清楚怎麼辦，用什麼政策措施來辦。總的原則要有效，有力，有操作性。供給側改革的許多任務是帶有個性的，消化前期刺激政策帶來的後遺症。當前國際經濟形勢不確定性增多，所以我們去産能、去庫存、降産能時間窗口非常短，“十三五”頭兩三年十分關鍵，如果沒有明顯的進展，加上國際經濟形勢的波動，我們今後面臨的困難可能更多。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

　　現行勞動合同法對供給側改革不利

　　經濟增長來自於生産要素的投入和全要素生産率的提高。根據測算，1981-2012年，中國、日本、美國和南韓全要素生産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是40%、34%、43%和35%，我們比日本高。

　　而近年來情況出現了一些變化。有些國家勞動生産率出現停滯，但他們全要素生産率提高得還挺快，以日本為例，1995-2000年，2001-2005年，2006-2010年，這三個階段裏，日本全要素生産率的提高對經濟的貢獻分別為30%、66%和70%。反觀我們，在新常態之下，全要素生産率提高得比較慢。

　　我國勞動合同法可能是有問題的。勞動合同法對企業的保護嚴重不足，在立法和司法層面上都有體現。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我國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不利於提高全要素生産率，最終損害了勞動者的利益。而且，現在越看越明顯，倒楣的是勞動者。

　　首先是現行的用工制度脫離勞動生産率，造成工資剛性上漲。最近十年，特別是最近八年，工資超過勞動生産率兩三個百分點，使得我們競爭力越來越不足。

　　其次，我國勞動合同法是標準工時制，企業要遵從法律，就必須和員工簽訂長期合同。而我國存在大量的外向型和代工制的企業，他們的員工如果沒有訂單了就放假，有訂單了再招回來，成本就非常高。法律造成的扭曲，使得這方面生産力增長很慢。

　　第三，現行法律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對職位的保護，造成勞動力市場的僵化。

　　第四，勞動合同法還降低了企業對人力資本投資的意願。現在企業最需要的是技術員工，也需要支付大量的培訓成本，使非技術員工成為技術員工。但現在企業不願意加強這方面的投入，因為職工隨時可以以任何原因走人。

　　因此，下一步應該提高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勞動合同法需要保護勞動者，但也要平衡好兩者關係，既要保護勞動者，也要保護企業。

　　同時，不能説現在勞動力市場的問題，就都是勞動合同法造成的。比如，人沒有落戶的可能性，企業不願意培訓、不願意長期投入等，是很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這些都是供給側改革要解決的問題。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

　　推進供給側改革的同時要管理好總需求

　　目前我們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用改革的辦法來推進結構調整。它需要時間，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時間含義上有短期、有中期、也有長期的含義。而整個需求側的管理的重點是解決總量的問題，因此需求側的管理主要指短期調控。

　　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離不開適當的總需求的管理，兩者之間有以下幾種關係。第一，在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第二，總需求的管理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同時，處於一個輔助的地位，也就是説它是一個配合的政策；第三，總需求的管理雖然是一個總量的政策，但是我們在做總需求管理的時候，應當強調有針對性和精準發力。

　　下面一個問題就是：如何適度管好總需求？所謂適度就是把握好“度”，那麼這個“度”在什麼地方？我想有這麼三個把握。第一個考慮是，總需求管理使得整體經濟不能産生債務通貨緊縮的危險；第二個考慮是總需求管理不能超越社會承受的能力；第三個考慮是總需求管理使得流動性不出現比較大面積的緊縮。總需求管理要守住這三條線。

　　應該説，總需求管理的主戰場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我們現在實行的是積極的財政政策，這方面可以在鼓勵消費、儘量減少擠出效應上多做文章。我們現在實行的是穩健的貨幣政策，即貨幣政策要穩健、適度、靈活，要避免過多的放水和寬鬆。但是同時，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外，我想強調的，也有一些補短板的政策既關係供給又關係需求，把補短板的政策運用好的話，也會適度擴大總需求。

　　首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總需求的管理，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在歷史上，很多結構性改革産生了緊縮效應。大家隨便可以舉出很多國家和地區，在很多危機中，由於緊縮財政、實現財政可持續，造成這個國家需求進一步緊縮，有的還陷入通縮的情況中。因此，我們在結構性改革的同時做好總需求的管理，是基於歷史經驗的總結。

　　供給側和需求側的改革都存在結構性問題。當前我們認識到供給過剩和供給不足並存：鋼鐵、煤炭是供給過剩，同時大量海外購物的出現，又意味著一些産品是供給不足。這是我們結構性的問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讓所有人不比原來更壞或者所有人比原來更好。

　　其次，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度在什麼地方？歐洲的一些國家或者日本進行結構性改革的時候，都産生了一些緊縮的效應，所以我們要把握這個度。第一個度是不能産生債務通縮的情況。第二個度是不能超越社會的承受能力。社會承受能力最主要指的是就業。現在我們的情況比較好，是因為我們16-59歲勞動力人口在下降，所以我們的就業還是比較充分的，現在是一個比較好的時機進行這樣的改革。第三個是要保持流動性比較充裕，而且要有一個良好的貨幣環境。

　　總需求政策的管理分工是怎樣的？財政政策是天然的結構性政策，所以財政政策在供給側改革的時候，應當是需求管理的主戰場，財政政策有很多結構性考慮，比如説扶貧、結構性調整。而貨幣政策還是要穩健。貨幣政策要避免過度寬鬆。因為貨幣政策若過度寬鬆，可能會産生資産價格的泡沫和人民幣貶值的壓力。

　　假如説我們説“三去一降一補”過程中會産生一些經濟向下的壓力，但是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通過棚戶區改造、精準扶貧、降低五險一金、鼓勵個性消費等政策，可以補充一些GDP的總需求。通過計算，這些政策可以補大概0.75個百分點的GDP，大數就是5000億人民幣。因此，在供給側改革的同時，把握好總需求，經濟增長就還是比較穩健的，同時又不産生過熱和其他的道德風險。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

　　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調結構很難成功

　　關於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我想講四點意見。

　　第一點意見。去年11月份中共中央提出來的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意味著我們從原來主要靠凱恩斯主義式的刺激政策搞增長，轉向以提高供給品質、提高發展品質為主的宏觀經濟政策。這是領導決策思路的重要改變。

　　過去的主流思想，是由需求側的因素分析考察中國經濟增速下降的原因和尋求應對的方略。由這樣的分析得出的結論就是，經濟減速的原因是因為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的力量不足，所以應對的方略就是擴需求、保增長。但是執行這個方針若干年以後，我們現在陷入了一個困境，出現了兩個現象。

　　第一個現象投資回報遞減。這些年來，每年刺激的力度並沒有減弱，但是效率是不斷衰減，幾乎沒有太大的作用。另外一個就是杠桿率不斷提高。去年應該説超過警戒線了，到現在還在繼續提高，這樣就孕藏著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危險。事實上，我們也不能再繼續用這樣的方法來應對我們面臨的挑戰。

　　第二點意見。從需求側的分析可以得出，GDP總量、需求總量和生産要素的數量是相等的。但是要分析GDP總量變化的時候，可以從需求側分析，也可以從供給側分析。我們為什麼現在會發生經濟震蕩，因為供給側幾個因素都在減弱，一個是人口紅利消失，一個是增加投資難以為繼，潛在增長率下降。

　　解決這種震蕩的處方就是通過糾正資源的誤配置，改變結構惡化的狀況和建立相容的激勵機制來調動積極性，千方百計提高資源的配置效果和宏觀經濟的運作效果。所謂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經濟運作效率，其實就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就是改變主要依靠投資實現的增長，轉到主要依靠效率提高的增長。所以問題的核心和實質就是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的方式。

　　第三點意見。正式提出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已經20年了，是1995年制定“九五計劃”的時候提出來的，但是直到現在轉型還沒有完全實現。在提出要實現經濟發展轉型10年以後，曾經討論過為什麼進展這麼慢。當時給出的結論是存在體制性障礙，歸結起來就是政府在資源配置中起著主導作用，使市場的作用不能發揮。這個問題到現在仍然沒有解決。怎麼才能解決呢？那就是要全面深化改革，用全面深化改革消除這些轉型的體制機制障礙，發揮市場的作用，發揮市場的有效配置資源的作用，發揮市場有效激勵機制的作用來實現轉型。

　　第四點意見。有兩個問題是亟須解決的。第一個問題，提高經濟發展的品質，是主要依靠市場的力量，還是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對於政府機關和官員來説，最順手的就是老方法，就是用行政手段干預。一方面下達指標壓縮過剩産能，消除房地産庫存，要求網路提速降費，另一方面設置各種各樣的扶持基金和高新技術開發區，企圖用高投資、高補貼推出一個科技創新的高潮。可是近年來的經驗證明，優化結構必須優化良好的體制機制，再輔助必要的行政手段，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調結構是很難取得成功的。

　　另外一個需要注意和加以改進的地方就是，決策部門、執行部門好像有點慢。三中全會為全面深化改革做了很好的頂層設計，很多改革項目指導意見或者方案設計，都得到了中央深改小組的批示。但是這些頂層設計和指導意見，和一些具體實施方案的銜接好像存在問題。最近一個月以來，領導部門忙著發文件，下級部門忙著學文件，一個文件還沒有學完，第二個文件又來了，這就叫作改革空轉，或者説改革成為了修辭。（林遠 張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