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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戰略意義

  • 發佈時間:2016-03-05 08:17:48  來源:新華網  作者:佚名  責任編輯:羅伯特

  2016年全國兩會,是一個在重要歷史節點召開的盛會。站在“十二五”收官、“十三五”開局的歷史關口,如何按照中央“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和“四個全面”戰略佈局,抓住機遇、應對挑戰?如何深入貫徹五大發展理念,挖掘經濟發展新動力?會聚北京共商國是的代表委員們將展開討論、建言獻策,今推出“兩會熱詞”,圍繞精準扶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新驅動等公眾關注的高頻熱詞,為讀者深度解讀。

  自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後,以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為重點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式啟動。首期“兩會熱點”,聚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解,權威人士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指出:“不妨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樣一個公式來理解,即從提高供給品質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産率,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出,不僅有深刻的歷史和現實背景,而且有它的內在邏輯性,即從怎麼看到怎麼幹的深化,“是正確認識經濟形勢後選擇的經濟治理藥方” 。

  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三個來源

  一是源於我國長期的改革發展經驗。改革開放使中國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的內在邏輯就是不斷地打破供給側的制度藩籬,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激發大眾的創造力。中國經濟發展的每一步,都是改革推進。改革速度快時,經濟增長和結構變化就會加快,特別是在遇到發展困難時,深化改革便能化“危機”為“機遇”。從農村農業改革,到國企改革、價格改革,再到全方位的開放,到近幾年的簡政放權、商事制度改革,都大大激發了社會和市場的活力。這是一條非常成功的經驗。適應和引領新常態,必須堅持這條經驗,才能掌握戰略主動權。也就是説,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們根據自己的成功經驗,實行主動出擊戰略。

  二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思路的提出,也借鑒了國外的理論和思潮。不能否認美國上世紀80年代供應學派、制度經濟學理論以及新增長理論等對我們的重要啟示,特別是供給學派提出的放鬆管制、減稅等建議,使我們感到似曾相識,1978年前我們面臨的問題和今天我們面臨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政府干預過多,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沒有理順,必須繼續“拆墻”,新增長理論、人力資本理論、理性預期等理論,對我們也有很大啟示,解決中長期的經濟難題,傳統的凱恩斯主義藥方有很大的局限性,必須著力破除供給端的體制機制障礙,完善供給體制,建立更高層次的市場經濟。因此,我們必須著力推進結構性改革,培育新的發展動力。

  三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出,還具有明顯的倒逼原因。今天我們遇到了從中等收入向中高收入邁進的發展“大坎”,阻力、挑戰和困難前所未有。“倒逼”是發展的重要動力。中外實踐表明,許多重大問題的解決或制度創新,都是“逼出來的”。今天面臨的許多問題,正在倒逼我們做出重大的決策,如經濟運作出現了“四降一升”問題,即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增幅下降、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這些問題産生的原因,主要不是週期性的,而是結構性的,經濟結構問題特別是創新能力問題成了新發展階段決勝的關鍵因素。我們別無選擇,唯有推進結構性改革,才能再次“化危為機”。

  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十三五”決勝階段發展具有重大的戰略作用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適應和引領新常態的重大發展方略,其主要任務是:從供給側發力,通過重大改革的推進來解決重大的結構性問題。其重大的戰略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提高宏觀調控效率和穩增長的重要推進器。一方面,將結構性改革引入宏觀調控,形成“宏觀調控+改革”的政策組合拳,是新一屆政府宏觀調控創新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實現穩增長與調結構平衡的重要舉措。這實際上是強調穩增長中的結構變數和制度變數,而這兩個變數則是決定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主要因素。新一屆政府強調宏觀調控要既利當前又惠長遠,寓短于長,以長促短,拓展了宏觀調控的時間軸,形成了“短期+長期”的思路。傳統的宏觀政策偏重於總量問題而忽視結構、制度問題。結構失調、體制僵化不僅增加穩增長的困難,甚至使發展不可持續。經濟發展的本質在於結構變化和制度創新。在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形勢下,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增強發展動力,提高全要素生産率、長期穩增長的最有力措施。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領域改革取得明顯突破的情況,宏觀調控可以更多的採取市場手段和經濟手段,而盡可能減少行政手段,這既能增強市場信心,又能顯著提高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

  二是努力實現市場資源配置中起關鍵性作用的關鍵舉措。就經濟體制問題而言,最大的結構性改革還是市場化改革,即簡政放權、深化價格改革和要素市場化改革,著力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我國在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和共用發展等五大方面都面臨重大的供給側體制問題,解決這些制度性的障礙的關鍵是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創新發展為例,長期以來我國創新動力不足主要是因為創新性文化基礎薄弱,投機性發展氛圍過濃,社會上出現了一些人把大量的精力、財力、智力花在投機取巧上,熱衷於泡沫投機活動,是導致實體經濟不振、創新動力被抑制的重要原因,這有文化因素,也有發展觀短視、政績考核制度等問題,更有政府對市場干預過多、束縛了企業手腳的供給體制問題。深化市場化改革這一重大的結構性改革,不僅能最大程度地降低政府對微觀經濟的直接干預,為市場主體創新寬鬆公平的宏觀環境,讓市場在競爭性領域發揮決定性作用,而且能提供強有力的制度激勵,增強微觀市場主體的競爭力。

  三是促進産業升級、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導致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結構升級失敗,即經濟結構長期處於中低端而無法向中高端轉換,從而導致長期的需求不足、産業競爭力低下、社會嚴重不公平等問題,最終使得經濟長期失速,危機四伏,各類風險交織且集中爆發。國際上這樣的事例很多,有拉美化現象,有東南亞金融危機。因此,結構轉型升級能否順利推進和完成,是突破中等收入的關鍵。而推進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決定力量是制度創新,即對關鍵領域的改革能否深化,形成更高層次的市場經濟體制。供給側結構改革是推動經濟結構全面升級的原動力,也正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

  四是中國建設法治國家的關鍵一招。改革並不僅是簡單的放權,是對舊體制的“破”,更關鍵的是在於“立”,即“立什麼樣的新規”?成功的改革就是要靠法治來鞏固,來紮根,法治的形成過程就是制度的完善過程,即形成公平而富有激勵性的新制度,以此減少不穩定性,同時增加發展的動力和創新能力。改革的深處就是法治。一方面,我們在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同時,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基本完善和定型,其完善的標誌就是法制化水準的顯著提高,基本實現由“人治”向“法治”的根本轉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的不是僅提供一時的激勵,當一放就亂時再收回,像一些不夠深入的改革那樣形成“收放迴圈”,而是在打破一些關鍵領域的體制障礙的同時,建立基於法律規範的長效體制機制。另一方面,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依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要靠法制,改革的每一步都要有法可依,依法推進。正是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這兩方面要求,使得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我國建設法治國家的關鍵一招。

  (國家行政學院決策諮詢部副主任 王小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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