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全國兩會，是一個在重要歷史節點召開的盛會。站在“十二五”收官、“十三五”開局的歷史關口，如何按照中央“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和“四個全面”戰略佈局，抓住機遇、應對挑戰？如何深入貫徹五大發展理念，挖掘經濟發展新動力？會聚北京共商國是的代表委員們將展開討論、建言獻策，今推出“兩會熱詞”，圍繞精準扶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新驅動等公眾關注的高頻熱詞，為讀者深度解讀。

　　自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後，以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為重點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式啟動。首期“兩會熱點”，聚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解，權威人士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指出：“不妨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樣一個公式來理解，即從提高供給品質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産率，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出，不僅有深刻的歷史和現實背景，而且有它的內在邏輯性，即從怎麼看到怎麼幹的深化，“是正確認識經濟形勢後選擇的經濟治理藥方” 。

　　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三個來源

　　一是源於我國長期的改革發展經驗。改革開放使中國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的內在邏輯就是不斷地打破供給側的制度藩籬，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激發大眾的創造力。中國經濟發展的每一步，都是改革推進。改革速度快時，經濟增長和結構變化就會加快，特別是在遇到發展困難時，深化改革便能化“危機”為“機遇”。從農村農業改革，到國企改革、價格改革，再到全方位的開放，到近幾年的簡政放權、商事制度改革，都大大激發了社會和市場的活力。這是一條非常成功的經驗。適應和引領新常態，必須堅持這條經驗，才能掌握戰略主動權。也就是説，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們根據自己的成功經驗，實行主動出擊戰略。

　　二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思路的提出，也借鑒了國外的理論和思潮。不能否認美國上世紀80年代供應學派、制度經濟學理論以及新增長理論等對我們的重要啟示，特別是供給學派提出的放鬆管制、減稅等建議，使我們感到似曾相識，1978年前我們面臨的問題和今天我們面臨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政府干預過多，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沒有理順，必須繼續“拆墻”，新增長理論、人力資本理論、理性預期等理論，對我們也有很大啟示，解決中長期的經濟難題，傳統的凱恩斯主義藥方有很大的局限性，必須著力破除供給端的體制機制障礙，完善供給體制，建立更高層次的市場經濟。因此，我們必須著力推進結構性改革，培育新的發展動力。

　　三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出，還具有明顯的倒逼原因。今天我們遇到了從中等收入向中高收入邁進的發展“大坎”，阻力、挑戰和困難前所未有。“倒逼”是發展的重要動力。中外實踐表明，許多重大問題的解決或制度創新，都是“逼出來的”。今天面臨的許多問題，正在倒逼我們做出重大的決策，如經濟運作出現了“四降一升”問題，即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增幅下降、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這些問題産生的原因，主要不是週期性的，而是結構性的，經濟結構問題特別是創新能力問題成了新發展階段決勝的關鍵因素。我們別無選擇，唯有推進結構性改革，才能再次“化危為機”。

　　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十三五”決勝階段發展具有重大的戰略作用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適應和引領新常態的重大發展方略，其主要任務是：從供給側發力，通過重大改革的推進來解決重大的結構性問題。其重大的戰略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提高宏觀調控效率和穩增長的重要推進器。一方面，將結構性改革引入宏觀調控，形成“宏觀調控+改革”的政策組合拳，是新一屆政府宏觀調控創新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實現穩增長與調結構平衡的重要舉措。這實際上是強調穩增長中的結構變數和制度變數，而這兩個變數則是決定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主要因素。新一屆政府強調宏觀調控要既利當前又惠長遠，寓短于長，以長促短，拓展了宏觀調控的時間軸，形成了“短期+長期”的思路。傳統的宏觀政策偏重於總量問題而忽視結構、制度問題。結構失調、體制僵化不僅增加穩增長的困難，甚至使發展不可持續。經濟發展的本質在於結構變化和制度創新。在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形勢下，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增強發展動力，提高全要素生産率、長期穩增長的最有力措施。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領域改革取得明顯突破的情況，宏觀調控可以更多的採取市場手段和經濟手段，而盡可能減少行政手段，這既能增強市場信心，又能顯著提高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

　　二是努力實現市場資源配置中起關鍵性作用的關鍵舉措。就經濟體制問題而言，最大的結構性改革還是市場化改革，即簡政放權、深化價格改革和要素市場化改革，著力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我國在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和共用發展等五大方面都面臨重大的供給側體制問題，解決這些制度性的障礙的關鍵是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創新發展為例，長期以來我國創新動力不足主要是因為創新性文化基礎薄弱，投機性發展氛圍過濃，社會上出現了一些人把大量的精力、財力、智力花在投機取巧上，熱衷於泡沫投機活動，是導致實體經濟不振、創新動力被抑制的重要原因，這有文化因素，也有發展觀短視、政績考核制度等問題，更有政府對市場干預過多、束縛了企業手腳的供給體制問題。深化市場化改革這一重大的結構性改革，不僅能最大程度地降低政府對微觀經濟的直接干預，為市場主體創新寬鬆公平的宏觀環境，讓市場在競爭性領域發揮決定性作用，而且能提供強有力的制度激勵，增強微觀市場主體的競爭力。

　　三是促進産業升級、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導致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結構升級失敗，即經濟結構長期處於中低端而無法向中高端轉換，從而導致長期的需求不足、産業競爭力低下、社會嚴重不公平等問題，最終使得經濟長期失速，危機四伏，各類風險交織且集中爆發。國際上這樣的事例很多，有拉美化現象，有東南亞金融危機。因此，結構轉型升級能否順利推進和完成，是突破中等收入的關鍵。而推進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決定力量是制度創新，即對關鍵領域的改革能否深化，形成更高層次的市場經濟體制。供給側結構改革是推動經濟結構全面升級的原動力，也正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

　　四是中國建設法治國家的關鍵一招。改革並不僅是簡單的放權，是對舊體制的“破”，更關鍵的是在於“立”，即“立什麼樣的新規”？成功的改革就是要靠法治來鞏固，來紮根，法治的形成過程就是制度的完善過程，即形成公平而富有激勵性的新制度，以此減少不穩定性，同時增加發展的動力和創新能力。改革的深處就是法治。一方面，我們在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同時，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基本完善和定型，其完善的標誌就是法制化水準的顯著提高，基本實現由“人治”向“法治”的根本轉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的不是僅提供一時的激勵，當一放就亂時再收回，像一些不夠深入的改革那樣形成“收放迴圈”，而是在打破一些關鍵領域的體制障礙的同時，建立基於法律規範的長效體制機制。另一方面，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依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要靠法制，改革的每一步都要有法可依，依法推進。正是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這兩方面要求，使得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我國建設法治國家的關鍵一招。

　　（國家行政學院決策諮詢部副主任 王小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