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照發達國家在中高收入階段的消費升級經驗，結合我國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即邁上高收入階段的發展目標，“十三五”時期，我國消費結構將面臨向服務引領轉型這一重大調整。然而，當前我國居民消費傾向偏低，服務消費佔比與非耐用消費品佔比之間的差距依然分別存在10個（城鎮）和18個（農村）百分點，影響消費進一步升級的問題亟待解決。

　　需求分化影響消費全面升級

　　收入水準的差異導致不同收入階層和城鄉居民在消費能力、消費意識和消費方式上存在比較顯著的差異，造成消費升級的分化。

　　1.消費能力兩極分化。一方面，不同收入階層收入差距擴大導致消費傾向降低。2014年我國居民家庭最高收入戶的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為50968元，最低收入戶的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僅為4747元，兩者相差近9倍。高收入階層與低收入階層之間收入差距持續擴大，以及中等收入群體在收入總量中所佔比重持續下降，導致中低收入人群消費需求降低，以及社會邊際消費傾向下降，從而對消費水準提升産生不利影響。另一方面，城市新移民的收入水準低影響消費升級。據調查，84.5%的勞動流動人口無任何職業技術職稱，在對技術能力要求較高的製造業中，流動人口接受過培訓的比例也僅為21.7%。加上流動人口與戶籍人口之間同工不同酬，以及“五險一金”參加比重低等問題，都使城市新移民的收入水準難以提升，對其消費能力的提升形成負面影響。

　　2.消費意識城鄉分化。我國城鄉居民品牌消費和綠色消費意識呈兩極化發展趨勢。在品牌消費意識方面，城鎮消費者的品牌消費意識不斷增強，對名優品牌商品的信任度和忠誠度明顯高於其他商品，並越來越傾向於選擇那些可以表達自己個性並有獨特風格的優質品牌。與此相反，農村消費者品牌意識依舊淡漠。在農村消費市場名優、高品質産品市場佔有率低，假冒偽劣商品隨處可見，消費者往往“知假買假”。在綠色消費意識方面，城鎮居民已經普遍接受綠色消費理念，會主動選購原生態、健康、環保型産品，接受垃圾分類和綠色出行。而農村居民對綠色消費認識過於簡單，大多還僅限于節水、節電等方面，缺乏深度了解，並存在誤區。由於缺乏認知，許多居民對於綠色消費缺乏實際行動，仍保持舊有消費習慣。城鄉居民的消費意識存在著明顯的差距，導致消費結構升級城鄉之間不平衡。

　　3.消費方式新舊分化。隨著新技術的普遍應用，網路消費、共用消費等新興消費方式發展迅猛。然而由於受眾群體較小，分佈地區不夠廣泛，大部分居民還保持著較為傳統的消費方式，新興消費模式發展程度依然不足。如目前分享消費模式大熱，“Airbnb”、“優步”、“滴滴出行”和“回家吃飯”等吃、住、行領域共用軟體發展迅速，但其消費群體還主要集中于青年、高知人群，消費人群明顯不夠廣泛，發展地區尚局限于大城市，在中小城市和農村地區基本還沒有普及。此外，目前我國居民參與迴圈消費比例低，礙于“面子”問題等傳統思想，對二手産品較為抵觸，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較大，市場發展嚴重不足。像在國外隨處可見的二手店，在國內就相對較少。即便是在一線城市，二手店發展也相當緩慢，甚至有逐漸萎縮的態勢，市場需求量低。2015年1~7月，我國二手車銷量同比增長5.4%，與新車相比，二手車銷量僅為新車的40%，但在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二手車銷量遠大於新車。新型消費方式尚需要被消費者接納。

　　有效供給不足制約消費升級

　　隨著我國居民消費向個性化、多樣化轉型，産品和服務供給卻未能有效跟進，市場供需脫節、企業創新不足和産業體系不完善制約消費升級。

　　1.市場供需脫節。一方面，生産與消費脫節。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發展依靠“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投資驅動模式，生産不以消費為導向，而是為了GDP增長，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經濟增長的終極目的反而被忽略。生産與消費的脫節導致産業結構未能實現與消費結構同步升級，使得很多消費領域供給存在低端過剩，適銷對路的産品和服務供給不足，市場供給呈現結構性短缺。另一方面，流通與生産消費脫節。流通的存在本就是為了解決産銷分離的矛盾，即生産與消費之間的空間、時間、資訊、商品所有權及價值上的不對稱。作為生産與消費的重要橋梁和紐帶，流通不僅可以滿足消費，也可以通過消費者反饋來引導生産。然而，由於經營理念、管理方式滯後等原因，我國流通企業缺乏準確發現消費需求變化的能力，也無法將需求端的最新資訊及時反饋于供給端，從而導致流通的基礎性、先導性作用未能有效發揮。

　　2.企業創新不足。企業創新能力低下無法滿足消費需求的提升。在新興消費市場拓展方面，隨著資訊技術的普遍應用、人口年齡結構改變以及居民需求層次的不斷提高，我國消費者對資訊消費、健康養老、教育文化等服務消費需求越來越旺盛。然而供給端對這些趨勢並未做出敏銳反映，産品和服務的創新不足，不能滿足居民享受型消費需求。在傳統消費品質提升方面，國內製造的技術水準和精細化程度依然較低，缺乏核心競爭力。我國技術對外依存度高達50%以上，科技成果轉化率不足30%，尤其在一些高端産品的開發方面，70%的技術要靠外源技術，重要零部件、基礎元器件、關鍵新材料80%依賴進口。相比簡單模倣、增加勞動力獲得利潤，通過科研投入進行創新週期長、見效慢，許多企業出於短期效益的追求，研發投入偏低，規模以上企業研發投入強度不足1%。此外，由於企業過分追求速度和效益，而缺乏追求品質的“匠人精神”，對於細分市場和産品細節關注不夠，導致企業無法滿足消費者的個性化需求。

　　3.産業體系不完善。我國生活性服務業發展滯後，尚未形成較為完善的産業體系。一是服務業社會化、專業化程度低制約了服務業的發展。多年來，服務業的許多領域作為公益型、福利型的事業來運作，如教育、文化等行業行政管理色彩重，市場準入限制多，行業壟斷現象突出，市場競爭嚴重缺乏，抑制了服務消費的增長。二是服務業發展規範化程度低。我國生活性服務業一定程度上存在服務範圍較窄、服務品質不能保證、高層次服務産品供給不足、發展不規範等問題。行業發展缺乏制度保障和長效發展機制，從業人員專業技能差，職業經理人隊伍和專業培訓滯後，比如養老服務就因為缺少養老護理人才隊伍的保障而面臨發展困境。三是服務網路體系不健全。隨著人們生活節奏不斷加快，收入水準逐步提高，服務消費的意願不斷增強，但因為網點不足、消費不便，抑制了居民的服務消費。如當前消費者的綠色迴圈消費意識不斷增強，但深入社區的分類回收網路體系尚未有效覆蓋，使消費者無法實現垃圾分類和廢舊物品回收。

　　市場環境欠佳阻礙消費升級

　　消費設施發展不均衡、市場主體誠信缺失等問題使得消費便利不足、消費風險增加，從而抑制居民消費熱情，不利於消費升級。

　　1.農村流通和服務設施基礎薄弱。儘管近年來農村流通基礎設施條件不斷提升，但中西部地區的流通基礎設施依舊相對薄弱。流通的基礎設施投入相對不足，制約了中西部農村地區消費升級。一是農村消費品和農産品市場商業設施建設滯後。農村每人平均固定商業面積不足0.1平方米，不到大城市的1/10。現有農産品批發市場的服務功能過於簡單原始，資訊服務、品質檢測、交易結算、安全監控、垃圾處理等與交易相匹配的服務設施建設缺失。二是農村生活性服務業設施嚴重落後於城鎮。餐飲環境和衛生條件差，旅店數量少且檔次低，理髮、沐浴、幼教、養老等服務設施缺乏，教育培訓、回收迴圈等服務設施則更加鮮有。三是資訊、網路基礎設施地區、城鄉之間差距加大。儘管農村地區網民規模、普及率不斷增長，但是城鄉網際網路普及率差異仍有擴大趨勢，截至2014年12月，城鄉普及率相差34個百分點，這也導致農村地區的資訊消費水準較低。

　　2.消費安全和消費權益難以保障。消費升級的基礎是消費者敢消費、放心消費，然而當前消費市場仍然存在一些隱患。一是假冒偽劣商品依然充斥農村市場，像“娃恰恰”、“康帥傅”、“奧立奧”等山寨商品，還有過期食品、三無産品等假冒偽劣商品，在一些農村集市商店尋常可見，農村消費安全問題仍不樂觀。二是服務品質參差不齊。當前，由於我國服務業發展不規範和監管力度不足，服務消費市場秩序比較混亂，無證無照經營或超範圍經營現象突出，坑蒙拐騙等不正當交易行為依然存在，虛假宣傳和不合理條款時有所見，導致居民在進行服務消費的過程中權益經常受到侵害。三是資訊消費安全保障尚需提高。消費者在資訊消費過程中，垃圾短信、騷擾電話、網路欺詐、知假售假、電商平臺肆意刪單、個人資訊外泄等問題屢見不鮮，使得消費者的投訴持續不斷，2014年網購消費者投訴總量是2007年的四倍。資訊消費安全問題亟須通過進一步完善相關法律來解決。

　　3.産品和服務標準國內外不對接。國內産品和服務品質的技術基礎與先進國家還有明顯的差距，出口和內銷標準內外有別。首先，我國産品和服務所執行標準的總體水準與國際標準有差距。現行有效的國家標準有兩萬多項，其中採用國際標準和國外先進標準的有9000多項，佔比僅為44%，還有相當一部分標準與國際標準不一致，甚至有部分抵觸，標準數目多而水準低下。其次，在標準執行上，由於産品和服務品質檢查通常採用送檢和抽檢方式，我國上市産品的品質往往達不到標準規定水準，服務品質更取決於服務人員的職業素養。再次，生産企業和管理機構對於出口産品和內銷産品更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心態，因為出口商品尤其是出口發達國家地區的産品要遵照目的地國的標準，産品製造流程更加嚴謹，加工管理嚴格，品質上一絲不茍，與內銷産品品質産生鮮明的對比。

　　（作者單位：商務部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