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學人專欄

　　【編者按】 上週五（4月15日），國家統計局發佈了2016年第一季度的國民經濟數據。初步核算，一季度國內生産總值158526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6.7%。分産業看，第一産業增加值8803億元，同比增長2.9%；第二産業增加值59510億元，增長5.8%；第三産業增加值90214億元，增長7.6%。以2015年價格計算，今年一季度GDP增量為9851億元，比上年同期多增222億元。

　　如何透過統計數據看經濟走勢？經濟增長的動力源頭有何變化？

　　李迅雷認為，GDP所覆蓋的經濟指標實在太廣了，不能僅就一兩項指標來“略見一斑”。中國目前及今後的經濟亮點是在服務業，但大家的關注點還是在製造業。

　　或許是因為2015年進口額大幅下降，包括海外輿論在內的不少資深國內經濟學家，一直對國內GDP數據是否反映真實經濟狀況産生疑問。不過，GDP所覆蓋的經濟指標實在太廣了，不能僅就一兩項指標來“略見一斑”。如果只統計第一、第二産業的GDP，則中國的GDP也明顯超過美國而成為全球老大。中美之間的GDP差距實際是在第三産業，中國第三産業的佔比在2015年首次超過50%，但美國卻要佔到80%左右。

　　應該説，中國目前及今後的經濟亮點是在服務業，但大家的關注點還是在製造業。

　　1 投資驅動這駕馬車效率最低

　　中國的GDP與全球其他國家GDP在構成上的最大差異，就是中國GDP增速對投資的依賴度太高。世界銀行數據庫揭示，中國2011-2014這四年間，資本形成（也就是通俗講的投資）佔GDP的比重，分別為47%、47%、48%、46%。與中國該指標相同或超過中國的，只有四個國家：赤道幾內亞、阿爾及利亞、莫三比克和不丹。

　　2014年的資本形成額佔GDP比重的數據中，中國的投資佔比基本超過發達國家的一倍，同時，也遠高於發展中國家。實際上，中國的這一佔比幾乎是全球平均的兩倍（全球2013年的數據為22.2%）。2015年中國的資本形成總額在GDP中的佔比降至44%，仍然很高。

　　假如投資的高增長可以帶來企業盈利的相應增長，或者不至於讓企業和社會的債務率快速上升，這樣的投資是無可指責的。但中國自2001年至2015年，固定資産投資年均增速為22%，同期GDP的年均增速在9%左右。近5-6年來債務的增長一直維持在兩位數，尤其是去年國有企業的債務增長超過18%。

　　投資效率之所以低下，主要有幾個原因：一是政府主導投資，各地開展GDP增長錦標賽，全國城市面積的擴大規模遠超人口流入的規模。投資往往不是市場導向，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很難真正起到決定性作用。

　　二是區域發展戰略，先後實施了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和中部崛起三大戰略，這三大板塊的投資增速大大超過東部地區，但資金流向與人口流向相背離，生産要素之間的錯配導致投資效率低下，即投資佔比高的地區，GDP佔比沒有得到相應提升。如東部地區投資佔比從2001年的60%降至40%，但GDP份額只是略有下降，仍在50%以上。中部、西部和東北的固定資産投資佔比不斷上升，但對本區域的經濟拉動作用不明顯，所以，人口不斷外流。

　　三是國有企業獲得更多的信貸資金支援，但投入産出比遠低於民營企業，同時又加劇了産能過剩問題，導致國企的債務高企，2015年債務佔GDP的比重達到116%。

　　簡單概括，投資的三大主要問題是，資金流與人口流的錯配、政府與市場之間的投資錯位和高投資與高回報之間的逆向選擇。

　　2 消費馬車在扭曲前行

　　回顧一下歷年GDP中消費的貢獻，都是很穩定的，且消費的增速的斜率也很平穩，從過去每年13%-14%，降至目前的10%-11%。此外，消費升級也如期而至，表現為吃住的佔比明顯下降，而交通通訊、文化娛樂和醫療保健的支出增加。

　　值得一提的是，國家統計局在今年1月份對CPI的八大類商品和服務的權重做了調整。按照新的權重規則推算，2016年肉禽類價格權重從2015年的6.4%調整到2016年的4.35%，其中豬肉價格權重從上一年的3%調低到2.34%。這樣，豬肉價格上漲對CPI的拉動作用就有所緩解。

　　儘管大家對於通脹預期強烈，但筆者判斷，這輪物價上漲的幅度有限，即不會超過2010-11年CPI漲幅。在全球經濟疲弱的背景下，全年估計還是很難突破3%。所謂滯脹之説，本人認為可能性不大。

　　消費這駕馬車在中國GDP中的比重一直波動不大，中國的最終消費對GDP的貢獻在90年代時曾經佔到65%，之後大幅回落，如今也不過回升到50%，比發達國家要落後很多，如美國、日本都在80%以上；即便與新興國家比，也明顯落後，如印度也要佔到70%。同時，消費存在一定的扭曲現象，這與中國居民的收入結構有很大關係。

　　有效需求不足的背後是中國中産階層佔比很小，即中國的貧富差距懸殊，從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年鑒上可以發現，儘管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有所縮小，但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卻在擴大，如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城鎮最高收入10%家庭與最低收入10%家庭的收入差距，在最近5年內是擴大的。

　　中國在2015年的出境遊人次大約是1.2億，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去港澳，且不過夜。按本人估算，2014年除去港澳出境人次後，出境且過夜的人次大約在5000萬左右，如果再剔除多次出國因素，出國旅遊的人口也就4000萬左右，佔總人口2.9%。因此，中國的富人和中産的數量，估計最多也就7000萬左右，佔總人口數量5%左右。

　　對於中國人出國旅遊的平均消費額全球最高的現象，我認為倒恰恰是中産階層佔比較少、收入水準不高的體現。因為出國消費的大部分錢都用在購物上了，而購物的目的是為了逃避高關稅，把旅遊的錢“賺回來”。這與90年代國內旅遊的遊客拿著大包小包返回的道理是一樣的。所以，中國消費這駕馬車是有點扭曲的，扭曲的背後是居民收入結構分佈的畸形。

　　3 出口馬車正在拖後腿

　　儘管2015年中國出口增速出現了負增長，但出口額在全球的市場份額卻繼續上升，超過13%，原因是其他國家出口降幅更大。

　　但中國作為出口第一大國，與美國、日本和德國這些出口大國相比，有一個顯著的差別，就是貨物出口中的加工貿易佔比過高。2015年，一般貿易與加工貿易之比是6:4，儘管加工貿易的佔比過去曾達到50%左右，近年來已經有所下降，但如此之高的佔比，還是反映出中國仍然不是外貿強國，而只是高度依賴於為發達國家提供産品加工、組裝服務的外貿大國而已。

　　中國未來的出口前景不容樂觀，壓力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國內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二是未來人民幣貶值幅度或有限，出口的匯率優勢難以形成。中國自2014年以來出口增速就出現了明顯的回落，儘管人民幣對美元不再升值，但由於其他貨幣的貶值，導致人民幣的實際有效匯率仍是上升的。今後為了應對資本外流的壓力，估計人民幣的貶值幅度很有限，形成不了匯率優勢。

　　此外，美國、德國的再工業化對中國出口的負面影響。機械工業資訊研究院課題組研究員鞠恩民稱，中國製造業成本不僅高於東南亞、南亞、東歐，並且達到了美國製造業成本的90%以上，其中珠三角、長三角達到美國製造業成本的95%，中國製造業成本競爭力正面臨壓力，2004-2014年，中國的年均工資增長率一直處於10%-20%區間。

　　因此，未來中國出口貿易所面臨的挑戰，將是全方位的，既來自發達國家，又來自發展中國家；既有成本壓力，又有技術瓶頸。

　　儘管中國已經是全球製造業第一大國，重化工業化也已經步入後期，但競爭力依然不強。投資主要體現為大興土木，在設備投資和研發投資等方面的佔比太低。建立在廉價勞動力基礎上的出口優勢，終究會轉化為出口劣勢。消費原本應該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最大一匹馬，但一味追求高增長高投資，加之改革滯後導致收入結構的扭曲，讓消費對GDP的貢獻處於較低的水準。因此，未來與其強調有效供給不足問題，不如更應關注有效需求不足導致的産能過剩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