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社會發展時期，尤其是處在我國政治經濟社會處於重大轉型期的背景下，在當前反腐、防腐、治腐機制化、常態化、固定化的條件下，如何構建新型政商關係，是我國各級政府官員和企業家需要重點思考的問題。

　　對企業要“親”：關係至親，服務盡心；與企業的關係要“清”：清清白白相處，坦坦蕩蕩處世。這應該是在處理政商關係中，各級政府官員的原則與準則。那麼，對於廣大企業家們，如何尋求政府的幫助、依託政策的支援、貼近政府的戰略，尋求最大化的政策、政府、政治資源的支援，也就是如何處理好新型的政商關係呢？筆者認為，企業不僅要尊重“想法要合理、行為要合法、做法要合情”的基本原則，還要做好“為政府添彩、替政府解憂、與政府共贏”的發展效果。如此，就能真正做好與政府間的“互動”，也就是處理好了新型政商關係。具體來講，企業家要處理好政商關係，應把握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處理好新型政商關係要“立高位”。從現實來看，我國正處於經濟結構調整、産業轉型升級的關鍵階段，也是佈局新戰略、謀求新發展的重要時期，廣大企業家在謀劃發展、業務佈局方面，應該站在政治高度去思考，全局高度去謀劃，戰略高度去定位，前瞻高度去佈局，創新高度去規劃。聚焦政府重點發展方向與戰略發展重點領域或重點工程，就能搶佔政策支援的“頭班車”，也會坐上産業發展的“頭等艙”，也必定成為獲取國家政府的關注與重視的“頭把交椅”。

　　第二，處理好新型政商關係要學會“攀高親”。近一個時期，國家為治理權力尋租，取締了一大批依託國家部委開展各種項目諮詢、規劃審批的“外戚式機構”，並進一步把項目評審、課題承擔、標準制定等業務管理大力向市場化方向改革，也就是説，未來以市場化為主體的各種協會、商會、聯盟將成為國家政府重點課題、項目、政策、資金等的重要承接平臺與載體。因此，各地企業應採取搭建高端平臺、融入現有高端機構、開展合作高端組織、借助高端資源等等方式，積極通過自身創建與攀附“高親”的形式，做好承接國家政府政策“惠澤”的平臺。比如，創建産業高端聯盟，加入國家級協會組織等方式，不僅可以解決自身“孤軍奮戰”“勢單力薄”的發展制約，也可通過搭建承接政策載體，拉近政商關係。

　　第三，處理好政商關係要善於“引高人”。何為高人？技術權威曰高人，産業專家曰高人，管理專家曰高人，政策研究專家也曰高人，戰略規劃諮詢專家亦曰高人。對於廣大企業來説，要想搶先獲得國家政府的支援，也就是搶佔産業的發展先機，最大限度的利用對接好“政勢力量”，必須在行業內佔據“領導”或“領袖”地位，如技術處於創新領先，如創新模式處於市場先導，如管理水準與經驗可全局推廣學習，如發展速度與規模處於行業“老大”地位等等，必定會獲取國家政府的青睞和“親密接觸”。而“引高人”的方式可謂多種多樣，比如融入式合作、借勢外部合作、聘請顧問等等方式。

　　第四，處理好政商關係要長于“用高招”。隨著國家政府治理不正常的政商關係，懲治錢權交易等非正常的政商關係的力度不斷加大，政府與市場之間、政策與企業之間的“鴻溝”會越來越清晰、分明。因此，如何搭建政府與企業之間的“第三方安全平臺”，並實現政商需求與資源的“綠色化轉換”，是處理好新形勢下良好政商關係的關鍵。除上面提到的搭建高級政商協會聯盟平臺，借助高端“第三者”平臺以外，還可以採取積極承擔國家産業課題、重大攻關專項、聯合高端研究機構開展全局性研究等方式，表面上為國家政府研究項目貢獻了力量，承擔了社會責任，實則上則通過這種形式達到了了解國家政策、對接國家戰略、創新企業發展的目的，也把企業自身發展存在的問題與訴求有效地傳遞到政府部門，達到影響政府、獲取支援的效果。

　　第五，處理好政商關係要重點“謀高效”。健康的政商關係要遵循“添彩、共榮、共贏”的原則，而要達到這個目標，就需要企業尋求快速的發展，通過佔據産業技術高地（創建技術研發中心、國家工程實驗室等）、搶佔産業發展高地（形成産業發展集群或園區、成為産業龍頭或領袖企業等）、成為承擔社會責任的高地（安置職工就業、貢獻財政稅收、奉獻優質産品、建設良好文化等）等多種形式，使企業不僅具有生産優質産品、生産利潤、貢獻稅收的“企業功能”，還具有安置就業、培育人才、貢獻社會的“社會功能”。如此，必定獲得各級政府的肯定與官員的重視，建立良好健康綠色的政商關係也就不再是一句空話。

　　當前，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由於一些政府官員放鬆了自身道德觀、價值觀和從政觀的修養，忽視了社會主義價值觀的改造，淪落為金錢利益的“公僕”、錢權交易的“奴隸”。社會主義的政府是以廣大人民利益的代表，政府官員是社會發展的“服務員”，而不應該成為資本利益的“代言人”，也不應該是出賣權力換取利益的“商人”，而廣大企業更應該正確認識政商關係的本質和原則，運用好以上“定高位”“攀高親”“引高人”“用高招”“謀高效”的“五大黃金髮展法則”，構建“綠色化”的政商關係，才能保證自身企業安全、健康、快速的發展。

　　（作者係東北亞研究院産業經濟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