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日本經濟産業省公佈，2月日本工業産出下降6.2%，創下自2011年“3·11”日本大地震導致供應鏈破壞後的最大降幅，引發了市場對日本經濟再度衰退的憂慮。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主要經濟體持續擴張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不僅沒有如期帶領全球經濟走上復蘇的軌道，反而加劇了全球經濟金融運作的不確定性。近期，美聯儲“鷹”派和“鴿”派在加息步伐上的分歧，進一步反映出量化寬鬆貨幣政策進退失據的窘迫。

　　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是在零利率下常規貨幣政策不再有效，但又需要中央銀行應對經濟衰退的非常規政策工具，其實質是向金融市場注入流動性，降低利率，刺激社會總需求擴張。但量化寬鬆貨幣政策能否刺激經濟增長，仍主要取決於金融機構融資意願，以及微觀主體的邊際消費和投資傾向。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在中央銀行實施零利率甚至負利率後，經濟增長依然衰退，表明社會潛在投資機會稀缺，産能普遍過剩，社會就業不穩定，投資和消費擴張缺乏物質基礎。2001年3月19日，日本央行在全球率先推出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最近六年不斷加碼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刺激，但日本經濟依然羸弱，創下六年內六次衰退的記錄。

　　中央銀行向市場注入的流動性“脫實入虛”，瘋狂追逐金融資産。2015年7月，美國道瓊斯工業指數較2009年3月大約上漲了180%，日經225指數大約上漲了180%，德國DAX指數大約上漲了200%。但零利率無法覆蓋信用風險損失，破壞了金融機構經營穩健性。2016年以來，歐洲銀行業股票暴跌，春節假期瑞士信貸銀行股價創下24年新低，德意志銀行股價創下次貸危機以來新低，日本銀行股票價格下跌幅度一度超過25%。

　　在各國經濟結構性改革進展緩慢的現實壓力下，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操作慣性已逐漸形成頑固的路徑依賴。目前，日本經濟“衰退—貨幣刺激—再衰退”的惡性迴圈已然形成。歐洲央行也在經濟衰退的威脅下不斷加碼量化寬鬆貨幣政策規模，並繼續挑戰負利率政策的極限。雖然美國經濟“風光獨好”，但美聯儲在加息態度上的日漸謹慎，反映出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退出註定會是“驚險的一躍”。今年以來全球金融市場波動明顯加劇，既源自各國貨幣政策不同步，也是因為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推升的金融資産價格存在高度脆弱性。

　　應該看到，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並非沒有底線。負利率政策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微觀主體還存在保留現金的成本，這也構成負利率政策的下限。量化寬鬆貨幣政策規模擴張，還要受到通貨膨脹的約束。物價歸根到底是一種貨幣現象。部分國家中央銀行依然堅信“菲利普斯曲線”關於通貨膨脹和失業率的替代關係，將促成預定通貨膨脹目標作為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依據。但在過度實施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後，“菲利普斯曲線”很可能會失靈，物價上漲和經濟增長停滯的“滯脹”風險並非只是杞人憂天。去年以來的全球通貨緊縮現象，主要是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持續回落的結果。特別是原油價格接近成本，並非主要是全球需求萎縮所致，地緣政治、國際投機、美元升值也是重要成因。伴隨著國際大宗商品價格見底回升，産油國限産協議達成，全球通貨膨脹形勢改善也將明顯限制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運作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