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3月19日至21日在北京舉行。此次論壇的主題為“新五年規劃時期的中國”，來自中國政府高層與國內外商界、學術界的高端人士共濟一堂，就“十三五”時期中國發展建言獻策。《經濟參考報》記者全程參與了此次論壇的報道，並就2016年中國宏觀經濟、G20峰會、去産能和國際産能合作等熱點問題對部分與會人士進行了採訪。

　　王一鳴：經濟增長有望階段性企穩

　　□記者 金輝 北京報道

　　在經歷了30多年高速增長後，中國經濟增速從2010年的10.6%開始逐步回落至2015年的6.9%。雖然符合年初預定的7%左右的增長目標，還是引起了各方擔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經濟放緩有全球經濟環境變化等週期性因素的作用，但更主要的是受到內生結構性問題的影響，根本上是傳統增長方式已難以為繼，到了需要系統性調整的階段。

　　“進入新常態，依靠潛在市場需求集中釋放和廉價要素大規模投入支援經濟高速增長的條件發生根本變化。”王一鳴指出，從需求端看，“住”“行”的市場需求發生明顯變化，房地産開發投資和汽車消費正在從過去兩位數增長回落到個位數甚至逼近零增長，與“住”“行”關聯的鋼鐵、水泥等工業部門産量已出現負增長。從供給端看，2012-2015年，中國16-60歲的勞動年齡人口累計減少約1300萬人，人口數量紅利快速消失，土地、資源和環境硬約束進一步增強，綜合生産成本明顯提高。可以説，經濟增速放緩正是內在結構調整和動力轉換的反映。

　　王一鳴進一步指出，經濟增速高一點低一點不是主要問題，關鍵要看經濟運作的品質和效益。2015年中國城鎮新增就業崗位1312萬，調查失業率穩定在5%左右，全國居民收入實際增長7.4%，高於GDP增速0.5個百分點，物價水準基本穩定，經濟運作處在合理區間。“應該看到，中國正處在增長階段轉換期，當前的經濟增速並沒有明顯偏離多數機構對中國潛在增長水準的測算。”

　　對2016年的中國經濟走勢，市場仍有一些擔憂，擔心一旦形成下行預期，會出現經濟失速。對此，王一鳴表示，雖然2016年中國經濟下行壓力還將繼續釋放，但隨著投資增速逐步趨穩、化解過剩産能實質性啟動和增長動力轉換加快推進，經濟增長有望實現階段性企穩。

　　一是固定資産投資有望回穩。投資增速一直是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2015年投資增速回落到10%，比上年下降5.7個百分點，2016年將繼續回落到個位數，並逐步探底企穩。一是房地産投資增速可能觸底。近兩年房地産開發投資增速大幅回落，2015年僅增長1.0%，比上年回落9.5個百分點，預計2016年房地産開發投資增速將放緩到零增長或負增長。二是製造業投資增速將逐步企穩。受産能過剩的制約，2015年製造業投資僅增長8.1%，比上年回落5.4個百分點，預計2016年還將輕微放緩。三是基礎設施投資高位回調並逐步回穩。2015年基礎設施投資增長17.2%，比上年下降4.3個百分點。受投資回報率和地方融資能力制約，2016年基礎設施投資將繼續回落，但仍將明顯高於公共財政收入增長。

　　二是化解過剩産能將實質性啟動。在製造業經歷了“井噴式”擴張后，近年來，伴隨經濟增速下行和內外需市場需求不足，産能絕對過剩和週期性過剩同時顯現。以鋼鐵和煤炭為例，2015年，中國粗鋼産能11.3億噸，但産量僅為8.04億噸，同比下降2.3%；煤炭實有産能42億噸，加上新建擴建的合計總規模約為57億噸，而消費量僅為39.2億噸。到今年2月份，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已持續48個月負增長，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表明過剩産能拖累工業企業整體盈利水準，必須痛下決心對過剩産能進行“外科手術”式祛除。2016年2月，國務院下發了煤炭、鋼鐵行業化解過剩産能實現脫困發展的意見，標誌著化解過剩産能將實質性啟動，這對改善市場預期、增強市場信心將起到重要作用。

　　三是增長動力轉換加快推進。隨著勞動力、土地、環境等要素成本上升、約束持續強化，舊動力高速擴張期已經過去，迫切要求從提高要素生産率、優化資源配置效率中挖掘新動力。培育發展新動力，關鍵在於體制改革和科技創新。中國新一輪改革將增強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從而有助於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中國正在推動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也將激發全社會的創新動能。科技創新將助推中國提高要素生産率，進而提高經濟的潛在産出水準。

　　王一鳴認為，2016年中國經濟仍將處在探底過程中，在投資增速趨穩、化解過剩産能啟動、新動能加快形成的條件下，本輪經濟放緩有望實現階段性企穩，全年經濟增長仍將可達到6.5%以上，後兩年經濟增速將逐步回穩，總體上呈現L型增長態勢。

　　趙忠秀：以國際産能合作帶動價值鏈躍升

　　□記者 孫韶華 鐘源 北京報道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校長趙忠秀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專訪時指出，國際産能合作實際上就是一個在全球範圍內進行生産力的重新佈局，由此形成一個聯動效應。這個過程要與國內的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以及全球的價值鏈重新佈局契合在一起。

　　他表示，當前我國的去産能有兩層含義。一是對現有的確實比較落後的産能要堅決關掉，其實目前一直都在持續這個過程；二是把國內富餘的、過量供給的具有一定技術含量的産能，通過空間的轉換，轉移到更加接近消費市場或者説在當地可以更好實現要素配置的地方。

　　在趙忠秀看來，國際産能合作實際上就是一個在全球範圍內進行生産力的重新佈局，由此形成一個聯動效應。

　　具體而言，一方面，我國通過推進國際産能合作，帶動我國的技術、標準、服務一同“走出去”，既提升了海外投資的水準，也為國內的産業升級調整騰出了空間。他表示，實際上我國現在富餘的産能大多集中在産業鏈中端環節。隨著我國綜合要素成本的上升，低端製造環節我們相比起越南、孟加拉、印尼等國家而言已經競爭優勢不明顯，這部分我們可以轉移出去。與此同時，將資源從生産領域轉移到服務部門，實現國內産業鏈環節的整體上移。“事實上，我們看到，這些年服務業佔國民經濟的比重在不斷上升，創造和吸納勞動力都非常明顯”。

　　另一方面，在推進國際産能合作的過程中，將我國可以複製推廣的經驗帶到了有市場需求或者資源更加有效配置的地方，帶動所在國工業化進程。這樣就實現了勞動力等資源更好地在全球市場配置，也實現了全球經濟規模的擴大效應。

　　有一種擔憂認為，近年來，我國製造業吸收外資比重不斷下降，外資製造企業不斷向外轉移，與此同時，推進國際産能合作，可能會形成國內製造業空心化。對此，趙忠秀認為：“實際上這個問題存在，只是一個度的問題。比如日本、美國等都存在空心化的問題，他們自己都放棄不生産了。如果我們能夠和市場契合得好，有些環節我們也沒有必要自己生産，也可以進口。其實質就是實現更好的配置資源。關鍵在於你省下的資源，你要有個更好的使用，而不是閒置。”

　　趙忠秀表示，相比起此前我們國家一直在進行的企業零散、自發的“走出去”，國際産能合作更具系統性和頂層規劃性。

　　他説，不能孤立看待國際産能合作，並不是簡單的關、停、轉，而是通過資源在全球的重新配置，與國內的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以及全球的價值鏈重新佈局契合在一起。“未來我們在和全球市場進行配置的話，不是簡單的一個把産能推出去。它要持續地生存下去，要和當地更好地嵌入，包括技術、政治、文化等全面的各個方面的嵌入。”

　　在他看來，國際産能合作實際上是在建立一個複雜的生産網路體系，包括供應鏈管理、生産體系、渠道建設、可持續創新四種網路。只有有效結合這四個網路，才能真正形成有企業競爭力的生産體系。此外，産能合作不應該只是簡單的設備買賣，還應該尋求多種多樣的國際技術合作方式。

　　而在此過程中，需要更多節點企業的帶動。他表示，也就是需要更多在複雜生産體系中掌控價值鏈核心的、高精尖的、高附加值環節的企業，來佈置、組織、生産和服務。“過去我們是接受人家的調整，現在我們要有更多的節點企業去整合別人，而不是被別人整合。這裡面有很多像華為這樣的企業，有自己的專利和智慧財産權。”

　　“我們在國外投資、運營，實際上是在建一個複雜的生産網路體系，這包含了四種網路，包括管理供應商、供應鏈以及生産體系，還有渠道建設、品牌的維護，還要有研發、可持續的創新能力。只有這四個網路有效的結合，才能夠形成一個真正的有企業競爭力的生産體系，企業在全球價值鏈分佈中才能佔據更加有利的優勢。”

　　不過他也坦言，現在大部分的企業還是沒有達到這樣的水準。“一個企業要走出去，就要形成基於企業核心競爭力的複雜網路體系，坦率地説，在這方面中國企業走出去現在還處在一個比較初期的階段，和知名跨國公司比較，還有一定的差距。”

　　滕泰：去産能的關鍵是轉移生産要素

　　□記者 侯雲龍 林遠 北京報道

　　在今年的中國高層發展論壇上，“去産能”仍然是各界熱議的一大議題。萬博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在接受《經濟參考報》專訪時表示，去産能是2016年五大結構性改革任務之首。這是一項技術活，往往伴隨著失業率和債務上升的陣痛。但如果“去産能”找到了合適的方式方法，中國經濟將煥發新生。去産能的關鍵並不在於關停一些企業或者淘汰一批所謂的落後産能，而在於從需求側出發，著眼培養新的發展動能，將各項生産要素轉移至新供給、新産業、新動能中，快速形成發展動力。

　　滕泰表示，去産能、去庫存等短期任務，抓住了中國經濟短期的問題和矛盾，但這不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全部，也不是長期的任務。根本性的解決辦法，是根據經濟運作週期，進行有效調整。滕泰解釋，新供給經濟學從供給角度重新定義了經濟週期，把一個完整的經濟週期劃分為新供給形成、供給擴張、供給成熟和供給老化四個階段。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為週期性經濟衰退的原因是經濟供給結構老化，因此，重啟經濟增長新週期的出路，在於以“刺激新供給，創造新需求”為特徵的經濟結構調整措施。

　　“2002年到2008年，我國加入WTO引發的出口高速增長、樓市火爆拉動的房地産投資、車市繁榮拉動的汽車産業鏈投資，推動經濟連續以9%以上的增長率高速增長，甚至一度達到14%以上的高位。2008年以後，為了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壓力，我國推出了4萬億投資計劃，主要的投資方向是‘鐵公基’，即鐵路、公路、基本設施項目，中國經濟反彈到2010年一季度，之後開始了長達五年的經濟下行週期。”滕泰認為，2002年到2007年，是房地産、汽車等行業的供給擴張階段，2008年以後，這些行業，包括其上下游的鋼鐵、玻璃、水泥、電解鋁等為主題的中國經濟進入供給成熟階段，2014年以後階段性進入供給老化階段。因此，商品房庫存不斷增加，鋼鐵、煤炭全行業虧損嚴重，傳統車市風光不再，水泥、平板玻璃、電解鋁更是全面過剩，就連光伏、風電等新興産業，也在政府的扶持下迅速進入供給老化階段。

　　滕泰認為，包括房地産等一些行業雖然短期有去庫存、去産能的壓力，但解決辦法恰恰在需求側。“比如説房地産行業，房子已經建造起來了，不可能把房子毀掉，所以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擴張需求，把房地産行業庫存消化掉。”

　　滕泰進一步表示，去産能的關鍵，應該把落後産能領域的生産要素轉移到新的領域。比如説，北京的首鋼搬遷了，但員工、資金、土地都沒有因此去唐山，這些生産要素都轉移到了新供給、新動能、新産業領域去了。因此，去産能的關鍵在於將生産要素轉移到新的領域中，形成新的技術、新的商業模式，以及新的發展動力。

　　滕泰還強調，要使生産要素形成新的發展動能，需要吸引社會資源創造新供給，並讓新供給創造新需求，如此才能使經濟儘快恢復到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理想運作軌道。為了刺激新供給，讓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新供給主義經濟學提出的正確做法是通過“放鬆供給約束”的系列政策大幅度降低企業生産成本，打破生産銷售僵局，讓市場通過成本價格傳導機制快速消化過剩産品，在較短時期內恢復均衡，並通過要素轉移更新供給結構。

　　“一方面在於加快資源從供給老化行業的退出速度，另一方面在加快培育‘軟財富’和‘軟價值’為代表的新供給形成和新供給擴張産業。”滕泰解釋，典型的軟財富行業包括知識産業、資訊産業、文化産業、金融産業和其他社會服務業，這五大軟財富行業的財富來源不再是以地球資源為主，而是以人類的活動和人類的思維為主。對那些必須大量消耗地球資源的硬財富製造業，也應該給它們附加上更多的“軟價值”。

　　展望G20峰會：國際社會期待中國領導力

　　□記者 廖冰清 北京報道

　　2016年G20峰會將於9月份在中國召開，外界對此次峰會可能探討的各項議題充滿期許。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多位中外嘉賓指出，在世界經濟面臨多重挑戰、復蘇緩慢的大背景下，如何加強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與合作，推動各國結構性改革，完善全球經濟治理，以促進世界經濟可持續和平衡的增長，將成為擺在G20各成員國面前的最重要任務。另一方面，作為本屆峰會的輪值主席國，中國如何在G20機制中發揮領導力、引導G20進程更是令人期待萬分。

　　今年G20峰會的主題為“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在19日上午的“展望G20中國峰會”分論壇上，經合組織秘書長古裏亞表示，當前世界經濟復蘇疲弱且不平衡，需求的疲軟可能帶來通脹的壓力。G20峰會的目的就是要進一步促進增長，促進創新，提高就業率，同時增加經濟的包容性。G20峰會機制的意義也就在於，做出正確的決策來避免全球經濟下行風險變成現實。

　　為提高全球經濟治理的有效性，各與會嘉賓呼籲，G20成員國應加強對政策的溝通協調。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表示，目前全球經濟處於一個關鍵時期，各國政策行動産生的“溢出效應”意味著其需要更好地進行協調，因此需要G20峰會來搭建相關政策框架，促進實現這種全球決策的進程。

　　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在論壇上介紹2016年G20峰會籌備情況時也表示，上月底在上海成功舉辦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達成重要共識：第一，G20各個成員要加強政策協調，形成政策共識，要在G20整體的層面採取行動，應對挑戰；第二，要在重要的國際經濟政策問題上，例如匯率市場，加強政策的溝通與協調。

　　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採訪時指出，G20峰會在危機時期協調世界經濟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此次G20峰會也將延續此前同類會議的精神，推進已達成共識的目標，預計將聚焦在國際經濟，貨幣、財政等宏觀經濟政策，全球氣候變化等議題上。

　　德國彼得·榮根控股公司主席彼得·榮根表示，從最近在上海召開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發佈的聲明中可以看出，當前最重要的議題之一就是大多數國家的結構性改革問題，這也將成為G20峰會上的重要議題。當前，僅僅依靠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已不夠，必須要加快結構性改革的步伐。在中國也是如此，應敦促中國政府堅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決心。

　　本屆峰會將是中國首次舉辦G20峰會。作為中國今年最重要的主場外交，中國在這場經濟盛會中的表現也備受矚目。在此次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多名嘉賓表示，中國是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也是全球經濟治理的參與者和國際經濟秩序的建設者，中國在G20機制中展現的領導力將成為全球經濟前進的一大動力。

　　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尼古拉斯·斯特恩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中國已經開始在G20體系中顯示出強有力的領導力。中國開始直面世界經濟面臨的挑戰，並提升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性，“一帶一路”倡議、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洲發展銀行等就是中國開始建立合理的長期投資機制的例子，這有利於促進世界經濟的增長。這些投資必須是可持續的綠色投資，這也符合去年巴黎氣候大會上達成的《巴黎協定》和去年9月聯合國成員國達成的可持續發展目標的相關精神。履行這些共同目標也涉及到投資問題，這些投資將促進世界經濟增長，而可持續的基礎設施正是其中的核心所在。中國在籌備G20峰會的過程中也明確表達了對這些問題的關注。

　　瑞典駐華大使雍博瑞表示，G20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國際組織，也需要進一步發展完善。今年是中國首次擔任G20輪值主席國，20個國家面臨的最重要任務可能是討論如何為全球經濟創造進一步增長的動能。目前全球經濟處於風雨飄搖的狀態，而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可以為全球經濟發展做出貢獻，並且現在中國也應該顯示自己的領導力。在過去三十年裏，中國充分享受了全球化帶來的益處，現在中國可以反過來對更深層次地推動全球化進程作出積極貢獻，以可持續的方式在貿易、投資等領域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