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國把開放發展，作為引領我國“十三五”時期，乃至更長時期“五大發展理念”之一，是在向世界表明，中國開放的大門永遠不會關上。這既意味著，中國經濟發展將繼續為世界帶來巨大的正面外溢效應，同時也意味著，新形勢下，我國民營企業實現新發展迎來了新的機遇。

　　在新的全方位開放格局下，面對複雜的國際投資環境，中國民營企業如何更好地融入世界經濟、佈局海外、如何在提升企業國際化競爭力的同時，避免“走出去”的失敗風險，抓住“一帶一路”建設等帶來的發展機遇。

　　正泰集團的國際化發展之路，是中國民營企業在探索“開放”發展的過程中，主動“走出去”實現企業轉型升級的成功樣本。

　　憑藉以世界眼光做天下生意的國際化路徑，這家工業電器龍頭企業和新能源領軍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步伐穩健。從銷售産品，到與國外企業和商業組織建立戰略合作關係，再到並購海外公司；從本土出口，到成立海外銷售公司，再到海內外産銷結合；從産品、技術輸出，到服務輸出；從本土國際化到國際本土化。在不斷練好“內功”的基礎上，正泰這樣一步一步推進企業“走出去”，最終“破繭化蝶”。

　　如今，正泰集團的産品與服務已覆蓋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並在多地建立了研發機構和行銷網點，成功實現了本土企業向跨國企業的轉型。

　　這是改革開放給包括正泰在內的中國民營企業帶來的巨大發展機遇，幸運的是，正泰敏銳地抓住了這個機遇。

　　實際上，正泰的國際化發展只是我國民營企業走出去的一個“縮影”。從近年的情況來看，民營企業“走出去”開展跨國經營的步伐明顯加快，並且已經成為我國對外投資的重要力量。

　　據商務部數據顯示，2014年，在新增境外投資企業中，民營企業約佔94%；其中非金融類對外投資451億美元，佔總額的43.8%，同比增長36.8%；在商務部批准和考核的13家境外經濟貿易合作區中，由民營企業控股的有7家，佔53.85%。

　　顯然，“走出去”，我國民營企業已經在路上，而且，足跡已遍佈全球多數國家和地區，其中“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更是重點。不過，需要看到的是，民營企業“走出去”步伐雖然不斷加快，但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同樣還存在不少的困難和問題，成功者有之，碰壁者也不在少數。

　　為此，在全國兩會期間，中華工商時報記者專訪了全國政協常委、浙江省工商聯主席、正泰集團董事長南存輝，旨在通過對正泰集團“走出去”的實踐進行剖析，為民營企業“走出去”提供一份參考與借鑒。

　　“走出去”先要抓住機遇

　　中華工商時報：作為一名非公有制經濟領域的優秀建設者，您是如何認識和理解“十三五”規劃建議將“開放”列入五大發展理念之一的，其意義在哪？民營企業如何適應和擁抱這一理念？

　　南存輝：“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五大發展理念，是事關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深刻變革，不管是對民營企業，還是國有企業和外資企業都是一枚“定海神針”。開放發展成為五大發展理念之一，體現出了我國繼續全面深化改革，順應中國經濟深度融入世界經濟趨勢的決心，將為世界帶來巨大的正面外溢效應，也為新形勢下民營企業實現新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

　　在構建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的背景下，民營企業要適應當前的發展趨勢，抓住機遇，更深入地參與全球競爭，更好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充分發揮機制靈活、市場適應能力強的優勢，拓展企業的發展空間，加快産業升級。

　　中華工商時報：“走出去”是對外開放的重大戰略，正泰集團的國際化發展，給中國製造企業如何更好地“走出去”提供了樣本。可否介紹一下，近年來正泰在“走出去”方面都做了哪些重要佈局？有哪些重點項目目前正在做的？

　　南存輝：“走出去”是正泰堅持了多年的發展戰略，也是“十三五”期間正泰要大力推進的戰略目標之一。正泰在“走出去”方面的佈局，可以歸納為五個方面：

　　首先，正泰一直在積極實施品牌戰略，憑藉全球化行銷體系“走出去”。正泰多年來著力打造“CHINT”和“NOARK”兩大自主品牌，同時抓住了歐洲金融危機的契機，穩步提升市場佔有率，逐漸擴大品牌影響力。在銷售方式上，我們改變了過去主要依靠國外經銷商、代理商的銷售模式，在北美、歐洲、俄羅斯、南美、中東和亞太等六大洲區80多個國家設立銷售子公司和物流基地，在國外實施“本土化”策略，招聘外籍專家和員工，構建多層次的國際行銷網路。

　　其次，正泰不斷創新商業模式，通過投資總包賣服務“走出去”。正泰目前已經不再是單純的“賣産品”，而是向EPC總包“交鑰匙”工程、運營電站收電費等“賣服務”模式轉型。我們在巴基斯坦、坦尚尼亞、葉門、辛巴威等10余個國家承建了上百座變電站，取得了33kV-500kV電壓等級的變電站和輸電線路工程總包業績，通過工程總包項目帶動産品配套出口。通過工程總包項目，帶動産品配套出口。正泰新華的控制系統採用國內EPC總包方、國外項目代理相結合的方式帶動産品出口。2015年，正泰高端市場業務拓展取得新成績，智慧高壓業務增長20%，工業軟體與系統整合業務增長30%，光伏業務増長近80%，電力電子産品在北美市場增長168%，國內外工程總包業務增長425%。

　　不僅如此，正泰還注重發揮品牌、技術、國際化和投融資等優勢，在“一帶一路”沿線及歐美等多個國家設立了工廠、研發和行銷機構，已建海外地面光伏電站30多座，産品覆蓋120多個國家和地區。與國企聯合投資5.05億美元建成柬埔寨達岱河水電站BOT項目，全套輸配電裝備都是正泰産品。今年，正泰與西班牙Grabat公司合資研發生産高性能石墨烯電池，掌握了移動儲能電池顛覆性技術和應用的主動權。正泰還收購了德國最大光伏企業Conergy在法蘭克福（奧登）的組件工廠，為嫁接“德國製造”、提升裝備水準打下了基礎，為有效規避“雙反”搭建了平臺。

　　我們還針對單個民營企業實力弱小的實際，本著“內聯大、外聯強”的原則，積極“抱團”“走出去”。2015年3月，正泰參與發起的“綠絲路基金”，將致力於絲綢之路經濟帶生態改善和光伏能源發展，應對氣候變化，發展綠色經濟。2015年4月，由正泰等龍頭企業發起的浙江民營企業聯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投入運營，關注並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在內的重大能源項目的投資並購。

　　中華工商時報：當前，“走出去”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已經成為民營企業實現轉型升級的重要途徑，這方面正泰走在了前面。現在回過頭去看，當初，是在什麼樣的背景下促使正泰第一時間抓住了這個機遇？

　　南存輝：正泰國際化最初的考量是：一方面正泰需要進一步塑造品牌形象，擴大國際市場份額，“走出去”是必然選擇；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不久，浙江的外貿氣氛已十分濃烈，我們看到了正泰與全球最先進企業的差距，決心迎頭趕上。

　　從1992年第一次參加廣交會到現在，正泰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伴隨著企業發展，經歷了從産品輸出到服務輸出，再到投資並購的不斷升級，積極佈局海外，提升全球化競爭力。而當前的“一帶一路”戰略等，又成為了企業進行海外擴張的“新風口”。

　　我常講三句話：聽中央的，看歐美的，幹自己的。這也是正泰在“走出去”過程中，得以把握機遇、不斷前進的關鍵。在激烈的全球經濟競爭中，民營企業不僅要“走出去”，更要“走得好”。我們將圍繞“創世界名牌，圓工業強國夢”的目標，在“十三五”期間堅實推進國際化戰略。

　　“走出去”就要不怕難

　　中華工商時報：海外並購正成為不少中國企業“走出去”的主要途徑之一。據我們所知，2014年初，正泰收購德國光伏企業Conergy旗下法蘭克福的組件業務，請問，這場中國製造與德國製造的“聯姻”，給正泰帶來了哪些影響？

　　南存輝：2014年初，我們收購了德國知名光伏企業Conergy旗下法蘭克福(奧登)組件廠，這場中國製造與德國製造的“聯姻”，給我們帶來了很多積極影響，不僅有效規避“雙反”，還為當地創造了200多個就業崗位，成為德國東部最大的太陽能工廠。

　　目前，正泰德國工廠年組件産能300兆瓦，主要服務於歐洲客戶，提供高品質組件産品，實現了光伏組件生産的國際化。當地政府將正泰德國工廠附近的道路命名為“正泰大道”，附近的火車站被命名為“正泰火車站”。“正泰大道”或許是德國歷史上第一條以中國企業命名的道路。

　　另外，當地優秀的人才和技術能為我們所用，我們正陸續從國內派出技術、生産、資訊等方面的員工到德國工廠學習，將德國先進的製造經驗引進來，為我們的智慧製造注入新活力。從這個案例來看，“走出去”和“引進來”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

　　購買德國工廠後，大大解放了勞動力，提高了生産效率，原來在國內傳統流水線上需要上百人作業才能實現的産能，現在只要十來個人就能完成，企業整體智慧製造水準也大大提升。

　　中華工商時報：近年來，民營企業“走出去”的步伐在不斷加快，在這些“走出去”的案例中，有成功的，但也有不少投資失敗的。在您看來，民營企業如何才能避免“走出去”失敗的風險？您有哪些建議？

　　南存輝：“走出去”是企業融入世界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路徑之一。但是，我國部分民營企業的“走出去”還存在一些問題，比如海外投資戰略不明確，管理體制相對落後，適應國外的法律、監管、稅務及政治環境的能力尚有缺陷和控制風險能力欠缺等。這一系列問題都可能導致民營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碰壁。

　　例如民營企業在歐洲投資時，會遇到一些困難，比如對當地工會制度、勞工權力保護等方面缺乏充分認識，再如文化差異、語言差異會造成交流障礙等等。企業在投資時，要聘請當地仲介機構對項目進行充分的法律、技術、財務方面的盡職調查，並儘量物色、聘用當地人為主的管理團隊，充分聽取工會、員工代表、客戶和供應商的意見與建議，以避免不必要的誤解。然後，在遵循歐洲當地企業運作規律的前提下，逐步導入中國企業管理的靈活性，循序漸進地實現企業文化和治理理念的融合。

　　當前，在新的全方位開放格局下，民營企業要抓住機遇，發掘和準確把握自身優勢，實現自身優勢和區域優勢資源及要素的結合，形成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將“一帶一路”的國家戰略轉化為實實在在的契合自己的市場發展機會，多方攜手“走出去”。

　　這裡比較重要的一點是，“走出去”要突破重點，有優勢的産業率先“走出去”，同時做好持久戰的準備，轉型升級不可能“一蹴而就”。

　　中華工商時報：“開放”給民營企業帶來無限商機，但“走出去”企業也面臨著許多不確定的風險，尤其是一些海外發展中國家，整體開放程度低，投資壁壘多，市場環境不規範等原因，讓一些“走出去”的企業擔憂投資風險，請問正泰在“走出去”的過程中遇到的最大難題或風險是什麼？正泰是如何度過難關的？請舉例。

　　南存輝：我姓南，所以我不怕“難”，做企業本身就是要直面困難，應對挑戰，這是企業家應有的精神。當然，民營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不可避免會遇到政治、金融、法律、文化、貿易壁壘等諸多風險與挑戰，存在諸多制約因素，正泰在“走出去”的過程中，確實也遇到過一些這樣的難題。

　　比如説不可控的政治和政策風險，部分地區政治格局動蕩，讓企業發展變得艱難。如葉門、剛果（金）、巴基斯坦、委內瑞拉、敘利亞等國家政局動亂，對正泰在該區域的市場行銷和工程建設造成一定影響。

　　還比如，貿易壁壘與投資壁壘也給正泰帶來了不少“煩惱”。近幾年，歐美對華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讓企業面臨東道國設置的層層壁壘。如2013年“雙反”初裁結果出來後，中國光伏組件銷待歐洲被徵收高額關稅。2014年年初，正泰太陽能果斷收購了德國知名光伏企業Conergy在法蘭克福（奧登）的工廠，實現了光伏組件生産國際化。此舉不僅有效規避了光伏“雙反”，還為當地創造了就業機會。現在這個工廠已成為德國東部最大的光伏組件廠。

　　除了這些問題外，企業“走出去”還存在因法律體系差異引起的風險。很多民營企業認為只要自己不違法就沒事，其實法律風險的成因很複雜，包括東道國政府談判中的法律風險、爭端解決中的法律風險、國際工程合同所涉及的法律風險等等。為此，正泰引進了海外人才，建立了專業的法律顧問團隊，從事前、事中、事後整個過程來防範風險。此外，我還建議，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要防範匯率存在的不可預知的風險，需要做好應對預案。

　　“走出去”還要自身強

　　中華工商時報：在“一帶一路”背景下，您如何看待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企業“走出去”的關係？

　　南存輝：從企業角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在於創造需求、引領消費，對推動企業創新驅動，提高要素和資源優化配置，改造提升傳統動能，加快培育新動能等無疑將發揮巨大的作用。在當前國家實施“一帶一路”戰略的大背景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要著力提升國內市場的供給水準，還應關注國際市場供給水準和能力的提升，努力打造中國製造“走出去”的升級版。

　　在國際市場上，民營企業僅僅依靠單打獨鬥是不夠的，還要與政府、國企等積極互動，發揮國企與民企各自特長，整合優勢資源，發揮協同作用，共同抱團“走出去”。同時，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輸出綠色、先進、高新産能，是從供給側促進“走出去”結構優化和産業轉型升級的應有之義，對提升企業相關産業開放水準，加快裝備走出去和推進國際産能合作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中華工商時報：在新的全方位開放格局下，對於民營企業“走出去”，您有哪些建議或忠告？

　　南存輝：在新的全方位開放格局下，民營企業“走出去”迎來了新機遇，但同時也面臨新的挑戰。除了要規避來自外部的不可控風險因素之外，民營企業還需要從自身出發，注意以下幾方面問題：

　　首先，民營企業“走出去”時，要加強對當地政策法律和投資資訊的了解。民營企業在投資、談判、簽署協議時，應讓律師把關，做好目標企業的盡職調查等等，還可以向當地中國的商會、法律、會計、投資、諮詢等社會仲介組織尋求幫助。同時熟悉所在國的風士民情，尊重所在國的風俗習慣，關注並積極參與所在國的公益事業，給所在國人民和客戶以“負責任”的企業和品牌形象。

　　其次，企業要加快培養國際化經營人才。民營企業在國際化發展過程中，需要有了解國際市場環境，熟悉國際通行規則和主要目標國法律法規的人才，包括具有全球化戰略頭腦、能夠成熟操作跨國投資實務的人才。

　　再者，還要加強企業的科技創新能力。民營企業産品差異化不夠，競爭優勢不明顯，因此要堅持走科技創新之路，加快産業結構的優化提升和産品品質的提高，提高自己的核心競爭力。

　　此外，企業還要積極參與多種形式的戰略合作。面對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民營企業單打獨鬥是很難成功的。採取“抱團出海”的方式，主動地與跨國企業、競爭對手、互補企業開展戰略合作，有利於企業減小風險，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

　　中華工商時報：在鼓勵民營企業“走出去”的相關政策方面，您還有哪些建議或期待？

　　南存輝：為鼓勵民營企業“走出去”，我國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但在實施過程中仍存在一些問題和障礙。因此，我認為，首要的是深化境外投資管理制度改革。進一步簡政放權，規範、簡化對外投資的審批主體、程式和權責，設立海外投資“一站式”聯合審批機構。

　　其次要建立融資及保險體系，引導各類金融機構放寬門檻，積極創新，為民營企業“走出去”提供必要的融資支援。同時，還要建立國際産能合作協調機制。將産能合作政策納入政府間合作機制議題，爭取與更多國家和國際組織在貨物通關、人員出入境、貨幣結算、司法、稅務合作方面建立多雙邊的合作機制。此外，還應建交流互動平臺。建議有關部門設立針對民企“走出去”提供諮詢服務的專門機構，鼓勵和支援國有、民營企業，上下游産業鏈企業之間，組建共同體，優勢互補，抱團出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