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顯示，北京、上海和深圳的二手房市場規模已遠超一手住房，多數消費者使用過房産仲介且未來一年內計劃使用房産仲介。但數據也顯示，2015年上海市消保委接到的房産仲介服務投訴量達到794件，較2012年增長184%，較2014年增長40%

　　在北京、上海、深圳乃至二線的福州等大中城市，二手房消費已開始主導樓市。但上海消保委新近發佈的一份調查顯示，二手房市場的滿意率很低，房産仲介電話騷擾、虛標房價、隱瞞房産真實資訊、額外收取不合理費用等普遍存在，成為消費者經常碰到的煩惱。

　　二手房市場規模逐年擴大

　　記者比對多地數據發現，去年以來，二手房優勢開始顯現，市場規模逐年擴大。

　　易居中國執行總裁丁祖昱表示：“在一些房價較高的城市，越來越多的剛需客戶受到總價和交通等因素影響，由偏好一手住房逐漸轉向二手住房。”

　　數據顯示，北京、上海和深圳的二手房市場規模已遠超一手住房。2015年，北京二手房成交量19萬套，成交面積1740萬平方米，是一手房成交面積1098萬平方米的1.6倍，總金額3983億元，同比分別上漲80%、83%和100%；上海的二手房成交更是高達36萬套，成交面積3046萬平方米，是一手房成交面積1497萬平方米的兩倍多，總金額7678億元，同比分別增長105%、113%和152%；深圳的二手房成交面積達到1064萬平方米，是一手房成交面積742萬平方米的1.4倍。

　　在一些二線城市，二手房的成長也較明顯。福州驪特房産總經理郭華説，福州2015年一手房成交2.5萬套左右，二手房3.5萬多套，二手房成交套數是一手房成交套數的1.4倍；南京、蘇州等城市的二手房成交面積也增長明顯，與一手房的成交面積的差距縮小。

　　仲介亂象叢生

　　二手房市場的迅速增長，也帶來了房産仲介行業的發展，而隨之對房産仲介的投訴量也在飆升。上海市消保委剛剛公佈的調查顯示，89%的受訪者使用過房産仲介，71.2%的消費者在未來一年內計劃使用房産仲介。但數據也顯示，2015年上海市消保委接到的房産仲介服務投訴量達到794件，較2012年增長184%，較2014年增長40%。

　　其中，高達84.8%使用過仲介服務的消費者遇到過消費糾紛，電話騷擾、虛標房價、隱瞞房産真實資訊、額外收取不合理費用等問題，成為消費者躲不過去的煩惱。

　　71.1%的消費者遭遇電話騷擾。“2014年曾經短期掛牌出租過一段時間的房子，到2016年都有仲介騷擾我，問有沒有房出租。”公司職員鬱林説，很長一段時間每天都能接到房産仲介的電話，不得不下載防騷擾電話軟體。

　　34.4%的消費者發現仲介虛標房價。上海消保委在調查中發現，20%網上挂出的最新房源已售，41%的房源虛標房價，實際詢問到的價格比網上標的價格平均高23%。

　　記者在大型平臺上，以上海衡山路板塊的數個小區按照價格從低到高進行排序發現，部分房源的價格低至每平方米2萬元，但實際該區域的二手房成交價格已經超過7萬元。記者致電詢問，有仲介直言“網上是假的，就是為了吸引客戶”。

　　15.1%的消費者發現其隱瞞房産真實資訊。上海消保委統計發現，實際調查的房源高達56%與網上宣傳不符。在上海消保委的約談現場，市民黃先生講述了被鏈家欺瞞的經歷：仲介欺瞞房産抵押情況和房東的信譽情況，自己支付了七成首付後，房子卻接連被3家法院查封。

　　8.7%的消費者發現在約定外收取不合理費用。上海市民黃小姐在朋友圈“吐槽”，自己不久前通過太平洋房屋購買一套學區房，仲介在交易過戶時以密鑰要挾突然拿出pos機要求支付額外的佣金，最終不得不臨時透支信用卡。

　　仲介違規須有效監管

　　上海消保委的調查還顯示，消費者在權益受到侵害後維權的比例僅有21.6%，很多消費者選擇“忍氣吞聲”。記者採訪發現，這背後還隱含著監管的無力和無奈。

　　記者撥打上海住建委熱線電話被告知，涉及仲介投訴需找房産交易中心熱線電話。記者又撥打房産交易中心電話，又被告知只受理針對交易中心本身的投訴，不受理對仲介的投訴。在上海消保委的約談現場，記者看到，發送約談公函的20家仲介公司中，僅有11家派代表現身，包括太平洋房屋等仲介公司直接“玩消失”。

　　上海市住建委房地産市場監管處相關負責人説，房産仲介行業由以前的準入制改為備案制，作為行業監管部門，住建委並沒有執法手段和執法部門，一般只能通過交易過戶環節的密鑰進行一定程度的監管，對仲介的違規行為缺乏有效的監管手段。

　　業內人士介紹，儘管不少仲介在實際執業中有諸多違規經營行為，但工商執法部門要判定為虛假宣傳、霸王合同等，在證據的收集和固定上有一定難度。

　　上海房地産經紀協會相關工作人員也表示，儘管協會一直以來都在進行誠信方面的培訓和宣傳，但協會本身並沒有執法許可權，接到投訴後也只能協調雙方處理。

　　上海滬中律師事務所高級律師董敏華指出，二手房交易市場中消費者長期處於資訊不對稱地位，對仲介機構又缺乏監管手段，因此應及時研究解決辦法。同時，在呼籲凈化市場之餘，發揮政府主導的免費服務平臺的作用就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