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網北京2月27日訊（記者馬常艷） 今天，“中國宏觀經濟論壇2016年(第一季度)”在北京舉辦。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曹遠征代表課題組發佈了論壇主報告《新常態下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框架的挑戰與思考》。報告指出，我國短期中最大的宏觀經濟波動風險來自去産能與去杠桿的交互作用，所以政策層面需要在推進去産能的過程中避免過快的去杠桿。

　　報告指出，在我國現有的宏觀經濟政策框架中，增長和就業是首要目標，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是次要目標；為了實現增長和就業目標，宏觀政策調控主要針對出口和投資，通過鼓勵出口增長來拉動投資增長，或者直接推動投資增長；為了更有效地刺激出口增長和投資增長，政策層面傾向於替代市場機制或扭曲市場機制，在政策組合中往往是以非市場化的、具有結構效應的財政政策為主導，作為輔助性的貨幣政策也是以非市場化的數量型工具為主。

　　經濟新常態業已出現的特徵以及大調整、大變革和大開放戰略，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框架提出了調整要求。首先，在我國宏觀經濟調控中，增長和就業目標的重要性相對下降，而宏觀經濟短期穩定性的重要性相對上升。其次，物價穩定性和金融穩定性在我國宏觀經濟調控中的重要性凸顯。第三，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應該從生産導向和長期導向轉變為消費導向和短期導向，應該更多地通過消費渠道去影響宏觀經濟的動態平衡。第四，財政政策因其具有很強的結構效應和市場扭曲效應，應該避免直接介入甚至主導結構調整過程，而是針對市場化結構調整路徑必然出現的短期陣痛；宏觀經濟和金融穩定性問題應該更多地依靠貨幣政策手段，並且貨幣政策操作要從以非市場化的數量型工具為主轉向以價格型工具為主。

　　需要特別關注的是2015年我國國際收支的新變化，這種變化預示著我國國際收支的平衡模式將會發生深刻調整。國際收支平衡從過去的官方儲備逆差與私人部門順差相配合的模式，轉向私人證券投資順差與其他私人部門逆差相配合的模式。這樣一種新的、可持續的國際收支平衡模式，首先依賴於國內金融市場深度、廣度以及效率和流動性的不斷提高。其次，這種平衡模式使得我國宏觀經濟和金融暴露在跨境私人資本流動的波動性和易變性之下。由此要求對國際收支實施主動的、市場化的宏觀經濟政策管理。

　　當前及未來一段時間內，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框架調整的戰略定位應該包括短期、中期和長期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針對短期中已經顯露的宏觀經濟和金融風險，提升和強化維持宏觀經濟和金融穩定的能力。第二個層次是針對中期的問題，特別是在較長時期持續存在的結構調整、去庫存、去産能以及去杠桿等問題，提升應對這些問題相互疊加後可能帶來的負面衝擊，應對大調整、大變革和大開放戰略可能帶來的“創造性破壞效應”。第三個層次是針對長期將會出現的均衡、開放和市場化的經濟體系，構建高效的、可持續的和動態一致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式和政策框架。

　　就具體調整而言，首先是增長、就業、宏觀經濟與金融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等目標及其相互關係的重新定位。物價穩定、金融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應該成為宏觀經濟政策的顯性目標。其次是政策工具及其匹配和組合原則的重新考量。財政政策應該減少對市場主導型結構調整路徑的直接介入，更多地針對結構調整期必然出現的短期陣痛，為社會福利提供托底；宏觀經濟和金融穩定性的實現應該更多地依靠貨幣政策。第三是政策操作方式和傳導機制的重構。宏觀經濟政策應該遵循市場化、可預期的操作模式，避免自身成為宏觀經濟和金融波動的來源；宏觀經濟政策應該圍繞市場機制的作用方向去傳導其意圖和影響。

　　在政策層面，短期問題往往更為緊迫、也更為重要。如果不能解決短期問題，中長期調整都將變得毫無意義；如果短期問題的解決方式不合理，中長期調整將會無以為繼。因此，在目前不僅要積極應對短期宏觀經濟和金融風險，而且要選擇一種符合中長期調整方向的解決方案。我國短期中最大的宏觀經濟波動風險來自去産能與去杠桿的交互作用。所以，政策層面需要在推進去産能的過程中避免過快的去杠桿。為此，需要政府部門加杠桿，即提高財政赤字水準。在我國財政赤字水準相對較低的情況下，這具有可行性。關鍵問題是，如何操作才能不對中長期調整過程形成干擾和阻礙？

　　一個可行的突破口是通過轉變國債發行模式和方式，推動債券市場的大發展和大開放。首先，這能夠為財政赤字提供可持續依賴的融資模式。其次，這有助於提高價格型貨幣政策手段的操作效率和傳導效率。第三，有助於解決央行資産負債表的幣種結構失衡問題及其對貨幣政策操作的制約。第四，有助於提升人民幣資産作為國際範圍內的安全性和流動性資産的地位，以此打破利率與匯率之間的平價關係及其對我國貨幣政策的制約。第五，為我國吸引和管理非FDI私人資本流動創造了最關鍵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