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網14日發表署名文文撰寫的題為《日本央行“負利率”政策能否奏效？》的文章。文章説，2016年日本政經大事變化不少，1月末日本經濟財政政策擔當大臣甘利明，因爆出受賄醜聞突然辭職。正當市場還來不及對這位內閣經濟班底靈魂人物的離去，做出冷靜判斷時，日本央行就在第二天即將結束的貨幣政策會議上，以5比4的投票比例，表決通過了自2月16日起，日本央行將對各金融機構存放在該行中的準備金超額部分，實施-0.1%的“負利率”的決定。乍聽“負利率”一詞不明真相的百姓還真是嚇了一跳，以為自己銀行裏的存款到2月份就要被倒貼利息了。於是乎，專家們忙出來解釋説，這一政策只針對商業銀行，與普通百姓的存款無關云云。與前兩次實施的，貨幣“量化寬鬆”政策推高股市，帶動日元貶值的目的不同，據説日本央行此次首次試手“負利率”政策，意在倒逼民間商業銀行向企業放款(融資）。

　　在日本，很多人都説日本央行總裁黑田東彥喜歡搞“突然襲擊”，就在一週前的國會諮詢答辯中，他還信誓旦旦地宣稱，央行沒有具體考慮“負利率”的計劃。很顯然，市場在疏于戒備的情況下，猝不及防地被黑田此招又嚇了一跳。這一天日經指數大幅震蕩，股價從開市到交易結束，上下區間漲跌將近900點。股價如此翻騰，據説原因在於投資者們無從把握，日本央行此次政策推出的預期效果。與專家們對其政策副作用流露出的某些擔憂不同，日本政府的表態相當積極。為此市場似乎更願意將賭注壓在央行下一次的“驚喜”上，從當天日經指數高出前一天476.85（＋2.80%）點，最終報收17518.30點上看，可以感受到市場對日本央行在不久的將來，再次出臺新政策的期許。

　　據此間媒體及專家們稱，此次日本央行推出“負利率”政策的背景，涉及近年油價下跌及中國經濟減速等因素對日本市場的影響。特別是元旦過後的市場交易，日經指數一直下滑不止，年前曾接近20000點的市值，一度幾近跌破16000點。先前疲軟的日元不斷加速升值，其升幅已經超出了多數出口企業1美元兌118日元匯率的預期，使之憂心忡忡。如果不能及時阻止市場繼續下滑的趨勢，央行此前通過“量化寬鬆”政策給市場帶來的樂觀情緒將會逆轉。近3年來，日本央行的“量化寬鬆”政策，確實推高了股價活躍了市場，然而關鍵的實體經濟部門至今表現乏力不能同步跟進。一個沒有實體經濟復蘇的經濟不是真正的經濟復蘇，這一政府與央行的共識，反映了日本央行當下出臺“負利率”政策的急迫心情。在一年一度的勞資談判——“春鬥”即將拉開帷幕之際，日本政府似乎進一步加深了對勞資雙方，就今年調整企業員工工資，所持謹慎態度的擔憂。因為這種謹慎態度，將對日本社會正在逐漸形成的漲薪潮氛圍極為不利。企業能否更多地壓縮內部保留讓利於企業員工，將會對整個消費形勢及物價指數的上升産生重要的影響。然而要想使企業做出讓利，其條件也許只能是持續不斷的經濟回穩。而黑田總裁再次宣佈延期完成2%的“通脹目標”之舉（這已是到目前為止第三次延長目標達成期了），實際上就已經向世人表明瞭，日本央行對消費指數預期受挫的壓力程度。

　　提到“通脹”一詞，在政府、金融界與日本普通百姓之間，有著不盡相同的認知。對此概念的理解，兩者之間存在誤區。政府、金融界所説的“通脹”（“通脹目標”），是通過政府的一系列政策，為復蘇經濟而創造出一個易於商品價格上漲的環境，當它與工資上漲同步時，將推動形成一個良性的經濟迴圈機制。因此此處的“通脹”是含有積極意義的“通脹”。即“通脹目標”是刺激經濟向好的一種手段。而老百姓所理解的所謂“通脹”多含消極意義。既然是“通脹”，自然就是自己手中貨幣貶值的意思，這固然沒錯也是事實，因為目前日本老百姓在現實中看到的只是物價在漲，手裏的錢在發毛，而安倍政權敦促企業給員工漲薪的願景（雖然有點與自由主義原則不符），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成為多數人的現實。豈止如此，在政府調整消費稅之後，民眾除了要承受國內基本消費品價格高漲的壓力外，還要負擔因日元貶值而加重的進口商品的成本。與2年前相比物價上漲比例，超過5、6%的商品比比皆是。少數大企業2%左右的加薪，也早已被高漲的物價所抵消，而佔日本整體産業界比例絕對多數的中小企業，沒有給員工加薪的不佔少數，那麼對於這一群體來説，實際工資就是在下降。如果這種的狀況不能得到改善，日本政府為之奮鬥的“通脹目標”也許將會被可怕的“滯脹”所代替。日本央行選擇在此時出臺“負利率”政策，雖然有減緩因財經經濟政策大臣辭職所帶來的衝擊，起到托市的作用外，看來如何促使民間銀行“配合”央行“工作”，如何敦促企業“配合”政府“工作”，避免“滯脹”的趨勢進一步蔓延也許才是關鍵。

　　問題是日本央行靠這種半“強制性”的手段，施壓商業銀行進行放款的做法究竟能否奏效？一些專家在態度上似乎有所保留。理由是“負利率”政策中潛在的副作用可能使企業難以承受。商業銀行會不會按照央行部署的那樣乖乖地向企業放款，而企業是否會如想像中的那樣，從容地接受銀行的融資？似乎問題並不那麼簡單。在此也許需要對此前日本央行實施的2次“量化寬鬆”政策之後的企業融資狀況有所了解，以便與之進行比較。日本央行在實施了2次“量化寬鬆”政策之後，市場確實發生了眾所週知的變化，然而據

　　無論是“量化寬鬆”，還是“負利率”政策，日本央行一直配合政府的安倍經濟學“三支箭”的思路部署著金融戰略。而僅僅活躍市場（股市）不能完全喚起企業的投資，是復蘇日本經濟所面臨的最大難點。銀行為什麼不願融資，企業為什麼不願擴大投資。説白了就是因為日本的消費市場缺少盈利機制，企業家失去了最重要的投資動力。既然沒有利潤企業家為什麼要投資？銀行為什麼又要承擔風險？頭疼的是這是日本結構性的問題，僅靠央行的幾個金融政策很難扭轉局面。那麼問題的切入點在哪呢？這也許又要用到一個似乎聽厭了的詞，就是“結構改革”。這個詞在日本並不陌生，因為它曾經充斥于整個小泉內閣時代。當時強調的結構改革是行政機構改革。而現在的日本也許需要進行的是産業性結構改革。重新調整産業思路，為尖端新技術的開發創造客觀環境，從而激發投資熱點。然而這需要放棄、淘汰許多舊有的利益鏈和技術。這個問題已經超出了經濟的範疇。太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