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保江，經濟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中共中央黨校經濟學部主任，係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等多家高校的兼職教授，入選中宣部“四個一批”人才，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主要研究領域為經濟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收入分配、勞動關係、經濟全球化、縣域經濟等問題。曾出版《西方世界的拯救——現代資本主義收入分配製度變遷與貢獻》《全球化時代》《刀尖上的舞者——中國職業經理人制度建設案例研究》《中國奇跡與中國發展模式》《瞭望中國——關於中國發展前途的思考》等專著。

　　“實事求是”作為中共中央黨校的校訓，從1943年延安時期延續至今。這四個蒼勁的大字，不僅鐫刻在石碑上，成為中央黨校的重要地標，也鐫刻在一代又一代黨校學員的人生坐標上，並經由他們沉澱成數十年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精神底色。

　　與這座石碑相伴20年，中共中央黨校經濟學部主任韓保江的言語間充盈著“實事求是”的氣息。作為一名農村學生，他20歲時與經濟學懵懂結緣，卻在之後30多年的治學道路上矢志不渝，尋古今、辨中西、求實際，成為黨校學員引領經濟社會建設的良師益友。

　　經濟學是選擇的藝術

　　“經濟學説到底就是教人如何理性選擇的科學。”回首30餘年的求學、治學之路，韓保江在一次又一次的選擇中，初心未改，矢志不渝。

　　在務農與求學之間，他選擇了求學。

　　韓保江是河北省遵化縣岳各莊鄉的農村學生，第一次高考失利後，面臨回鄉務農。或許是與教師職業有緣，他順利考上了村裏的民辦教師，十幾歲就能掙10個工分，跟幹農活的父親掙得一樣多。

　　村裏人都覺得這是個好差事，可是知子莫如母，母親雖然沒有多少文化，卻最清楚兒子在想啥。“家裏人口多，不缺勞動力，你想學習就去學吧！”有了母親的鼓勵，韓保江潛心讀書，考進了縣裏最好的高中——河北省遵化一中。

　　與經濟學結緣是在1982年。高考填報志願時，哲學、中文專業的熱潮已漸消退，聽師兄説，學經濟和法律有前途。“農村孩子嘛，什麼實際就搞什麼。”韓保江笑言，計劃經濟時代“計劃統計”這個專業很熱門，他就填報了河北大學經濟係計劃統計專業。

　　在從商與治學之間，他選擇了治學。

　　本科畢業後，韓保江留校任教。“我覺得做學問是一件不錯的事，選擇留校就是想多學點東西”。當了幾年助教，韓保江覺得本科學歷有點“矮人一頭”。於是，1990年，他參加了中央財經大學組織的助教進修班，一年間學完了國民經濟計劃與管理專業碩士生兩年半才能修完的專業課程，包括資本論、西方經濟學、國民經濟計劃與管理、財政學、金融學、國際貿易等，獲得了碩士研究生的同等學歷。

　　1992年，我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很多高校教師和學生都選擇了下海，韓保江卻反其道而行之，1993年考入南開大學，師從魏塤先生，攻讀政治經濟學專業博士學位。魏塤先生是我國研究《資本論》和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理論的著名經濟學家，曾在80多歲高齡重新翻譯了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和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

　　“我接觸經濟學知識雖然較早，但是真正入門、感興趣是在南開。”韓保江説，受魏先生的引領，他慢慢對經濟學是什麼、對經濟學的內在道理和精要之處形成了自己的見解：“經濟學的學問，無愧於‘社會科學皇冠上的明珠’這個精彩的比喻。”

　　什麼是經濟學

　　○經濟學最重要的原理就是選擇。要用有限的資源實現人的利益最大化，如何最優配置資源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而資源配置是否實現最優，實際上依賴的是“選擇”

　　○微觀經濟學研究的是單個的消費者和生産者的選擇問題，宏觀經濟學研究的是一個國家或政府的選擇問題。當前，中央進行宏觀決策也面臨選擇。當政策工具有限時，如何選擇才能同時實現穩增長、保就業、控物價和國際收支平衡的多重目標？經濟學教人通過資訊收集、成本分析和風險評估，作出理性選擇，用最低的成本獲取最好的收益

　　博士畢業後，韓保江作出了影響一生的重要選擇。1996年，市場經濟風起雲湧，全國總數不足3000的博士畢業生，在就業市場上十分搶手。韓保江選擇中共中央黨校的原因“實在”得很，一是認為自己適合當老師，二是黨校能分一間房子，三是喜歡這個校園，“當時園子裏有很多參天的大楊樹，讓人覺得特別莊嚴”。

　　供給側改革

　　是重大理論創新

　　“學者非必為仕，而仕者必為學”。

　　隨著我黨各級領導幹部的素質越來越高，他們來黨校進修學習，對教師的期待也是水漲船高。韓保江深有感觸，“黨校教師能否把古今中外的經濟學理論拎起來，而且做到理論聯繫實際、符合實際，讓學員接受，成為影響授課效果的重要因素”。

　　他認為，黨校授課要做好兩個結合：一是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傳統、基本立場與西方經濟學的理論精華相結合；二是把理論和實際相結合，尤其需要緊密結合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

　　“黨中央正在著力推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是把握住了這兩個結合，依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傳統，吸取西方經濟學的理論營養，並從中國實際出發，共同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理論創新。”韓保江説。

　　供給側改革

　　○當前，我國經濟已經從供不應求的短缺經濟變成了供過於求的過剩經濟，結構性過剩已經成為我們面臨的主要矛盾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把側重點從等號右邊轉向左邊，協調好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這“五大重點任務”，努力實現“總供給=總需求”的過程

　　談及供給側改革的理論來源，韓保江説，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傳統是重視物質資料生産，重視供給側的經濟關係和經濟利益。西方經濟學的新古典主義生産函數則是在假定制度和技術環境為常數的情況下，分析資本投入和資本效率、勞動投入和勞動效率對産出的影響。這就把《資本論》中關於資本與物質産出之間的線性關係變成了連續變數的指數關係，深入到本質層面對經濟活動進行描述。

　　強調“有效供給”也是1970年代美國新供給學派的創新實踐。面對滯脹，他們主張結構性減稅為企業減負。以供給側改革為鮮明特徵的裏根新政，為後來美國經濟的繁榮奠定了基礎。“新古典主義生産函數和新供給學派理論都為我們推進供給側改革提供了借鑒。”韓保江説。

　　“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最好的狀態是供需平衡。供給側在等號的左邊，需求側在等號的右邊。”韓保江説，當生産發展供不應求時，調控需求側可以拉動經濟增長。

　　經濟學部是中央黨校的重點一線教研單位，學員對經濟建設格外關注，對經濟學知識和相關課程的需求也很大。一位跟韓保江相熟的省部級領導坦言：“官員想問題是考慮利弊，學者想問題是考慮是非。”學者更強調經濟學的理論價值，而官員在意的卻是事情能不能辦，辦了好處在哪，代價是什麼。因此，黨校教員要站在“官員”和“學者”中間的立場上看問題、講問題。既不能“書獃子”氣，也不能功利。要真正能夠以理服人，讓比教師更了解實際情況的學員們認同，最重要的是要深入調研，既要講清理論是非，又不能脫離實際。

　　教學相長，經濟學部的教研活動更加注重與時俱進，聯繫實際。一方面，圍繞經濟學基礎理論和中央的方針政策，不斷創新講課專題，組織授課；另一方面則是扎紮實實地深入基層，開展調查研究。韓保江曾經參與的國有企業、民營經濟等調研，為中央有關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參考。當前，經濟學部正在進行扶貧調研，將以擺脫貧困和精準扶貧這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最大短板的研究為主線，回顧我國人口遷徙、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梳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路徑。“有了這些教研活動和調查研究，黨校才變成了學校。通過黨校理論聯繫實際的教學，讓黨的理論和方針入學員心，入學員腦，進而把黨的方針政策更好地貫徹下去。”韓保江説。

　　“中國模式”

　　是怎樣煉成的

　　2012年10月，韓保江暫別經濟學部，到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任所長。通過對比、分析不同國家的發展方式和發展路徑，並與許多國家的官員、學者交流，韓保江對中國的發展模式和現代化路徑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中國發展模式的成功取決於六個結合。”

　　第一，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相結合。兩者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關鍵在於如何更有力地發展生産力。市場經濟釋放了人的積極性，調動起人們追求更好生活的慾望。慾望就是動力，但不能沒有邊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和全面依法治國為慾望劃定了底線。

　　第二，公有制和私有制相結合。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公私搭配，實現了功能互補、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同時，通過混合所有制以及職工持股，在企業內部實現了資本聯合與勞動聯合的統一。這樣一個多元混合的所有制結構，不僅有利於調動全社會各種資本或資源所有者的積極性，充分發揮各種所有制經濟的比較優勢，而且有利於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最大限度地克服雇傭勞動關係所帶來的弊端。

　　第三，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即政府與市場相結合。改革開放初期我們講“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開放活”，後來又講讓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再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使市場在配置資源中起決定性作用”，都講的是“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和宏觀調控這只看得見的手相互配合、相互補充”。唯有如此，才能使經濟社會既充滿活力和創造性，又克服了經濟“大起大落”的震蕩，緩解發展不平衡的矛盾。

　　第四，政治企業家和實業企業家相結合。兩類企業家都敢於承擔風險、勇於創新，前者配置公共資源，追求政治業績最大化；後者配置社會資源，追求經濟利潤最大化。改革開放以來，面對新舊體制轉換過程中的複雜矛盾，許多領導幹部敢於衝破各種不合時宜的體制框框和教條，大膽進行體制和政策創新，成為推進改革的可貴動力。

　　中國模式

　　○中國發展模式産生於中國國情，國情沒法學，但是做法和經驗可以學

　　○核心一點就是，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前面，既堅持自己的價值觀和發展道路，又相容一切先進的理念和經驗，為我所用

　　第五，有為政黨和強政府相結合。在一定歷史條件下，致力於經濟增長的“強政府”必須具有較高的政府品質，即政府理性、效率性和自律性，能夠對社會資源進行有效配置，當然也要明晰權力的邊界。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實現穩步、快速發展，正是由於中國共産黨的堅強領導和強有力政府的不斷推動。

　　第六，獨立自主和對外開放相結合。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始終重視統籌推進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既抱有學習、包容的心態，又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積極利用國內國際兩種資源、兩個市場，使中國發展模式贏得了越來越多的國際認同和越來越廣闊的市場空間。

　　韓保江説，“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官員問我，中國的這套發展模式，他們能不能學得來。我回答説，不能。因為中國模式産生於中國國情，國情沒法學，但是做法和經驗可以學。核心一點就是，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前面，既堅持自己的價值觀和發展道路，又相容一切先進的理念和經驗，為我所用”。

　　經濟學建設應與時俱進

　　去年4月，韓保江回到經濟學部擔任主任。在規劃2016年的學科建設時，他提出，首要任務就是編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材，把中國共産黨人創造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最新成果用邏輯的力量梳理出來。

　　“思考中國的事情，既不能跳著看，也不能踮著腳看，而要把腳放平了，腳踏實地地看。”韓保江説，“30多年來，中國的發展成就舉世矚目，經濟學建設卻相對滯後。繼續套用傳統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來解釋今日中國之實踐，就像把小衣服往大身子上套，總有些捉襟見肘”。

　　他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應當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實踐經驗的結晶，建設這套理論體系要遵循四個原則。

　　一是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傳統與中國實踐相結合。要遵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傳統，並從執政黨的視角研究生産力和生産關係，把發展的內在邏輯和各种經濟關係梳理清楚。中國經濟的迴旋餘地大、韌性大，除了幅員遼闊、資源豐富和經濟實力強之外，所有制的韌性也很大。過去認為水火不相容的公、私兩種所有制形式，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變得水火相容，這是闡釋我們的生産關係，特別是所有制關係時特別核心的一點。

　　二是要以科學態度對待西方經濟學的文明成果。搞市場經濟，就必須尊重市場經濟的一般性規律。打破計劃經濟體制以後，解放了人這個生産力中最核心、最能動的主體因素，相信市場、發揮市場的作用就是走群眾路線。要充分借鑒西方經濟發展的高明理論、高明方法、高明學術觀點，從中汲取有益的思想營養。

　　三是立足中國實際，把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獨特作用解釋清楚。要通過政府有效的宏觀調控，規避市場經濟的盲目性和供求規律調控的滯後性，解決一些市場自身無法解決的問題，如反壟斷失靈、外部性失靈、公平性失靈、公共性失靈和宏觀性失靈等。國有企業的主導作用也要廓清。國有經濟是共和國的長子，現在確實存在一些問題，但要把問題和所有制分開看。通過結構調整和體制機制改革，為國有企業輸血、換血甚至進行心臟搭橋手術，讓責權利更明確，讓法人治理結構更清晰，把國企活力充分激發出來。

　　四是研究黨的領導，突出中國特色。中國共産黨一黨執政與實現共同富裕的發展目標具有很強的合一性。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的政黨像中國共産黨這樣，對經濟的影響力如此之大，對經濟建設的參與程度如此之深。我們能夠在貧窮的條件下崛起，形成堅定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與黨對經濟社會建設的有機介入密不可分。

　　……

　　韓保江的辦公室跼踀樸素，卻又書滿四壁。我們從陽光滿屋聊到月上西樓，仍感意猶未盡。經世濟民、為學為師，韓保江踐行“實事求是”的腳步從未停歇。

　　理論建設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應當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實踐經驗的結晶

　　○建設這套理論體系，需要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傳統與中國實踐相結合；以科學態度對待西方經濟學的文明成果；要立足中國實際，把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獨特作用解釋清楚；要研究黨的領導，突出中國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