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金臺君在《高校“連鍋端”式處分有何玄機？》一文中談到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當時埋了一個伏筆：習近平提出要“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是繼去年7月8日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上提出“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之後，再次提及政治經濟學。

　　解鈴還須繫鈴人，今天，就把這個伏筆解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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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次政治局集體學習時，習近平提出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論斷，要“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説”，更重要的，是要“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注意到一點，這裏提出的是“中國馬克思主義”，而不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更不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間有啥細微差別？不急，咱往下看。

　　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是最早的一種提法，出自毛澤東。他在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報告裏，首次提出這個概念。説白了，意思是指要將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跟中國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而不要照本宣科，搞教條主義。而“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則不同，它不是指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的運用，而是指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有所創新。當然，在本質上，並未脫離經典的馬克思主義框架。相對於前兩者，“中國馬克思主義”則意味著，是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礎上，更進一步，發展出新的馬克思主義理論。

　　什麼是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馬克思與恩格斯是也，寬泛一些，列寧和史達林的理論，也算。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代表就是毛澤東。什麼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鄧小平是也。這樣一個譜係，代表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的演進。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又是什麼？

　　這裡就要看看習近平的具體論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改革開放新的實踐結合起來，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許多重要理論成果”。這樣時間界定，就給“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劃了一個基本範圍。具體來説，習近平總共列舉了八大理論。其中，“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論”由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理論”，由江澤民提出；後面六個理論成果，均由習近平提出。雖然，習近平在將這八個理論成果放在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帽子下，但這個帽子，在本質上，是屬於“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換言之，習近平這一論述，實際上等於把中國馬克思主義在政治經濟學方面的成果，梳理了一個譜係。也就是，從鄧小平開始，到江澤民，再到本屆領導集體，三個階段的發展。

　　再來看涉及到的人。能給中央領導上“經筵”的，都不是凡輩。這一次，同樣不例外。據媒體報道，此次授課的顧海良教授，是黨內理論專家，研究的領域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我國歷史上，一直有史官和經解的傳統。前者，延續至今，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機構負責；後者，便是由學者、理論部門等負責。因此，顧海良授課，一方面是解釋經典，另一方面也是總結實踐。請他來給中央領導集體“講課”，意思再明顯不過，要梳理從改革開放開始的幾屆領導集體的政治經濟學思想，並將其上升到理論高度。

　　在此前談習近平在G20峰會的一篇文章(可自行查閱【金臺2號】《G20上的中國策：這盛世，如你所願》一文)，筆者曾指出，這屆領導集體已經開始為世界開出藥方，提出解決世界問題的“中國策”。那麼，如果把國際和國內結合起來看，這樣的判斷，就會更加明顯。放眼世界，能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僅有少數幾個。中國可以算是是其中發展程度較好的了。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實踐，本身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最大貢獻。畢竟，經典的馬克思主義並沒有預判到社會主義會在落後國家率先實現。這不僅能為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提供理論指導，對資本主義國家，同樣具有借鑒意義。所以，提“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也具有世界意義。

　　這樣一種理論總結，想想，還真是值得期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