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杭州1月11日訊 （記者 方臻子） 蘭溪，一座浙中小城，日前迎來了由哈佛大學、美國南加州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等著名學府的城市建設學學者組成的考察團。

　　吸引這些學術大咖的，是一個超越了蘭溪一地的普遍命題——像蘭溪這樣能級的縣級城市，在新型城鎮化的新浪潮下，如何在人口凈流出的尷尬中留住高端人才？如何在經濟新常態下實現城市經濟的轉型升級？如何在高歌猛進的現代化演進中實現傳統與現代的協調共容？

　　正是帶著這些“蘭溪式”的共性問題，1月11日，在杭州舉行的“中國小城市可持續發展和文化復興”——2016年哈佛大學設計學院中國行國際論壇上，中外城市發展知名學者和專家展開“頭腦風暴”，或許有助於破解城市化發展的這道“蘭溪命題”。

　　抓住生態城市機遇

　　美國、德國、英國都興起了這麼一個浪潮，就是把大公司的總部遷移到小城市去，大學的機構、大機構的一些研發總部都往小城市轉移，而且往綠色小城鎮轉移

　　在浙江縣級城市中，蘭溪是座大名鼎鼎的小城。自古商貿繁榮，一度有“小上海”美譽，也是浙江第一個縣級市、第一個工業億元縣……近年來蘭溪經濟社會發展的進步也是可圈可點。但儘管如此，面對新一輪的城市化發展機遇，蘭溪人的心頭依然存有諸多不確定和忐忑。

　　“蘭溪”們如何抓住城市化的機遇？對此，國務院參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原副部長、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理事長仇保興認為，小城市的機遇，關鍵看能不能抓住當今城市化發展的第三個里程碑。

　　在他看來，從現代城鎮化誕生以來，小城市發展經歷了三個里程碑。第一個里程碑是田園城市，工業化大城市的“悲慘世界”給小城市帶來巨大機會，這也是小城市理念第一次被提出。第二個里程碑是二戰後，英國首相邱吉爾把 500萬復員軍人在國土上均衡分佈，推動英國工業化，規劃了35個小城鎮，這次運動被稱為“新城運動”，後風靡全世界。第三個里程碑就是生態城市。上世紀 80年代後一提出來就受到熱烈歡迎。

　　而生態城市的機遇有三層含義：第一，從財富角度來講，中央財政已經明確，除了扶貧資金以外，其他的財政轉移支付全部走綠色通道，誰綠色給誰；第二，人心使然，哪環境好就到哪去；第三，企業擁抱綠色。美國、德國、英國都興起了這麼一個浪潮，就是把大公司的總部遷移到小城市去，大學的機構、大機構的一些研發總部都往小城市轉移，而且往綠色小城鎮轉移，所以説這三大趨勢都奔向小城鎮。這些，正是小城鎮的大機遇。

　　小城要重塑商業精神

　　像蘭溪這樣的小城市，未來發展之路要從歷史傳承與國際視野兩點切入，市場為主導的經濟體制改革，為蘭溪商業精神的重塑創造了條件

　　在1月11日的論壇上，浙江大學新型城鎮化研究中心主任張蔚文教授從歷史的視角，分析蘭溪這個有著千年曆史的縣級市的成長。

　　在他看來，在農耕文明時代，依靠水運優勢，蘭溪民間商業經濟發達，城市由此繁茂。計劃經濟時代，蘭溪雖然一直是國有工業的佼佼者，卻也因此帶來一個負面效應：因為體制的保護使得基於市場經濟的商業精神式微。其後果就是，1995年以後當政策紅利消失時，蘭溪被周邊如有傳統商業精神的義烏等城市強勢崛起趕超。

　　張蔚文教授認為，像蘭溪這樣的小城市，未來發展之路要從歷史傳承與國際視野兩點切入。市場為主導的經濟體制改革，為蘭溪商業精神的重塑創造了條件。十八大對新型城鎮化有一個戰略描述，要增強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産業發展、公共服務、吸納就業、人口集聚功能，並且提出構建科學合理的城市格局，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城市群要科學佈局等重大決策，為中小城鎮發展創造了一個嶄新的機遇，開闢了一個廣闊的空間。

　　強大的“反磁力”

　　小城市要超越傳統發展模式，把可持續這個理念擴展開來。有了這些，小城市對周邊大城市就具有了“反磁力”

　　“蘭溪這樣的小城，必須有強大的反磁力——人們在小城中就能享受現代化的城市生活，把人口從大城市中‘吸’出來。”仇保興如是認為。

　　“就像巴黎的幾個衛星城，先發展第三産業，在新城裏面搞一個中心出來，把它的商業、公共服務、學校、醫院都放在這裡面，形成一個規模，然後人一來以後就享受現代城市的生活，至少跟巴黎一樣，而且更方便。這樣就造成了反磁力。”

　　在他看來，小城市的規劃，要求當地主政者超越傳統發展模式，把可持續這個理念擴展開來——居住幸福的可持續、社會進步的可持續、景觀資源利用的可持續、獨特産業發展的可持續、歷史文脈傳承的可持續、二氧化碳減排的可持續。有了這些，小城市對周邊大城市就具有“反磁力”。

　　仇保興認為，蘭溪可以從五個方面入手，建設“反磁力”：山水之城、産業集群、人文意境、綠色內涵和街區活力。

　　哈佛方案：“針灸式發展”

　　和“負面清單”

　　小城市發展不需要大手術，而是需要針灸。還要有一份發展“負面清單”，弄清楚不該做什麼

　　哈佛大學風景園林係前主任、哈佛大學設計研究生院終身教授尼爾·柯克伍德認為，蘭溪發展“不需要大手術，而是需要針灸”。這個説法，與時隔37年後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提出的“城市修補”理念不謀而合。尼爾提出了幾個“針灸”穴位：用發展教育來帶動城市發展、保護像諸葛八卦村這樣的古村落及令他感到十分震撼的蘭江冶煉廠工業遺存、建一個自己的機場等。

　　而在哈佛大學設計學院房地産與建築大環境專業學術主任王冰看來，小城市發展，要有一份不該做什麼的“負面清單”——

　　首先，最可怕的是跟風。比如網際網路經濟熱了，一窩風地搞網際網路。王冰教授説，城市要批判性地審視自己的優勢，確定與優勢相對應的發展方向。

　　其次千萬不要相信房地産能作為單獨的力量推動城市的發展。王冰認為，城市的發展，還是要依靠其內生的源動力。

　　第三點，政府不應以粗放的方式管理城市。細節將決定未來。”

　　新加坡為什麼不堵？

　　靠的不只是硬性控制車輛的數量，而是要提供一個方便的公共交通，方便公共交通的前提是要設在相對比較密集的一些居住點

　　“新加坡其實不是一個城市國家，是很多個城市組織成的一個國家。”新加坡國立大學設計與環境學院院長王才強教授説，經常有中國同事問他：為什麼新加坡的道路速度都很快。

　　“其實新加坡的路是小城市跟小城市之間的路，實際上相當於幹道，而在城鎮居住區裏面的路是慢速的，是窄的。這個概念規劃這 40年一直延續深化，不因為所謂的改朝換代而徹底變了，當然新加坡政府還是壽命比較長的，這 50年來都是同一個政府，因此能夠延續把這個概念規劃一直做下去。”

　　“一旦你能夠保證有一個好的公交系統，像新加坡現在有很多策略來控制私家車、小型汽車的數量，就不會出現城市擁堵問題。在新加坡，汽車增長的數量都有規劃的，現在一年就是讓私家車增加0.5%，最高也就幾年前3%的增長率。所以它靠的不只是硬性控制車輛的數量，而是要提供一個方便的公共交通，方便公共交通的前提是要設在相對比較密集的一些居住點。”他説。

　　綠化也是新加坡發展的組重要成部分。有時候，一個小城市的發展不一定非靠引進一些大項目、大投入，持續很多年的靠種樹，也可能會取得很好的效果。

　　“1986年我們整個的綠地覆蓋率是 35.7%，人口不斷增加，綠色的覆蓋率也一直在增加，增加到現在的47%，所以這個是很好玩的一件事。雖然是在城市化，其實我們的綠色的覆蓋率也一直在增加。值得一説的是，新加坡的垂直綠化，本來的目標是説要在2022年達到60公頃的垂直綠化，其實今天已經超過50公頃的垂直綠化。”王才強教授認為，這是從“城市當中的花園”變成今天的“花園裏的城市”這樣一個過程最大的啟發。

　　[他山之石]

　　弗萊堡

　　弗萊堡，這座位於德國南部的小城距離法國和瑞士都不遠，而獨特的地理位置也使得弗萊堡很早就成為了這一地區的工商業重鎮。但後來衰落了，現在又搭上綠色的快車興起。弗萊堡的做法是從法規體制上下手，降低了化石能源用量，提出用新能源，又提出要興建“綠色之都”。然後，産生了大量新能源的研究機構，産生了1500個小企業，形成了新能源的一個集群，從研發一直到産品遍佈全球。

　　同時，二戰後，弗萊堡被轟炸得只剩一座教堂，當地政府完全按照古色古香的結構重建，成為非常重要的歷史文化名城。弗萊堡規劃的交通方案，讓它成為私人轎車使用不斷下降的一個城市。弗萊堡興建綠色設施，在所有建築上能安裝太陽能設施，房價升高用太陽能的補貼來降低，把新能源開發變成一种經濟手段。所以弗萊堡現在是一個國際公認的綠色城市。

　　聖加侖

　　聖加侖，瑞士東北部城市，人口7.4萬。聖加侖城始建於西元7世紀，從中世紀開始，這裡一直就是歐洲著名的紡織名城，二十世紀初，聖加侖成為當時歐州紡織刺繡業中心，還有紡織、冶金、縫紉、玻璃等工業。

　　聖加侖的復興方案是針對自身城市的特點進行重新挖掘。小城悠長的歷史中，紡織業一直在其發展中佔著舉足輕重的位置，小城從大規模生産原始布料，改向鑽研、創新和發掘新布料，産學研一體，成為了奢侈品牌的布料供應地。“歐洲紡織城”的美譽在國際上越來越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