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網編者按：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21日閉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重要關鍵詞，2016年如何在供給側改革方面落子佈局備受關注。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馮煦明為中國經濟網撰文指出，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最大亮點是圍繞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症下藥，提出辦法，解決問題。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並不是單純的需求不足，而是總供給和總需求的不匹配。隨著收入水準的提高，需求結構在發生變化，而供給結構、生産能力卻未能及時調整跟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打破障礙，引導資本、勞動、創新能力等要素資源配置到需求旺盛、效益更高的部門，為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再平衡、再匹配創造制度條件。全文如下：

　　每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是政府在經濟工作領域重要的、具有統領意義的大會，會議的主要內容是對前一年度的經濟工作進行總結，並分析經濟形勢，安排部署來年經濟工作任務。由於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具有提綱挈領的性質，因而會受到各級政策制定部門和國內外市場參與主體的密切關注。

　　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剛剛閉幕。如果説2014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最大的亮點是從九個方面闡述“新常態”，對中國經濟當前所處的階段、現狀、內外形勢、癥結進行定位的話；那麼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最大的亮點則是圍繞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症下藥，提出辦法，解決問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在經濟領域的集中體現。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並不是單純的需求不足，而是總供給和總需求的不匹配。隨著收入水準的提高，需求結構在發生變化，而供給結構、生産能力卻未能及時調整跟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打破障礙，引導資本、勞動、創新能力等要素資源配置到需求旺盛、效益更高的部門，為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再平衡、再匹配創造制度條件。

　　具體而言，會議對明年經濟工作提出了五大任務：一是積極穩妥化解産能過剩、二是幫助企業降低成本、三是化解房地産庫存、四是擴大有效供給、五是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可以簡化地概括為“三去一降一補”——去産能、降成本、去庫存、補短板、去杠桿。這五大任務都是緊密圍繞供給側改革的主題展開的。

　　在當前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中國經濟中的産業可以大致劃分為兩類：一類是以鋼鐵、化工、房地産等為代表的傳統行業，另一類是以高端製造業、網際網路+、文化創意等為代表的新興行業。傳統行業經過本世紀頭十年的高速發展，已處於産能週期的下半段。而新興行業仍處在産能週期的上半段，方興未艾。通過兼併重組、破産清算等方式“去産能”，有助於將增量甚至部分存量要素資源從傳統行業引導到新興行業，從而在整體上提高要素資源的使用效率。通過簡政放權、減稅降費、金融、電價市場化改革等組合拳方式“降成本”，既能減輕傳統行業在下行期的負擔，幫助其渡過難關；更重要的是為新興行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使其輕裝上陣。將農民工市民化、住房制度改革、以及房地産“去庫存”結合起來，一方面在需求側帶動房地産市場，另一方面也能起到增加有效勞動供給的作用。在精準扶貧、支援企業技術改造和設備創新、支援創新、提高人力資本、軟硬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補短板”，是供給側升級的前提保障。最後，防範金融風險是發展和改革的底線，地方政府和企業部門的高杠桿已經成為制約宏觀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掣肘，需要採取適當措施“轉杠桿”或“去杠桿”。會議提出對信用違約要依法處置，這為打破剛性兌付、整頓金融秩序埋下了伏筆。打破剛兌是金融資源有效配置的必要條件。

　　總而言之，“三去一降一補”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主題在2016年經濟工作中的集中體現。不同領域、不同行業的具體政策可能不盡相同，但萬變不離其宗的方向是打破不合理的制度障礙，引導要素資源優化配置，為供給和需求的再平衡創造制度條件。

　　為了保障這些任務有效開展，會議提出了宏觀政策要穩、産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五大政策支柱。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方面，會議基本延續了去年的定調，即“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

　　作為逆週期宏觀調控的財政政策會沿著“減收”和“增支”兩條主線開展，更側重於減收。“減收”的主要思路是結構性減稅：一是針對中小企業、特殊行業的減稅、減費；二是在營改增的過程中減稅，取決於金融業、建築業、房地産業和生活服務業四大行業營改增改革的進展情況；另外，製造業的增值稅稅率也有望降低。在經濟下行期，不少企業面臨稅收負擔過重的問題。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中國企業的綜合稅負在主要經濟體中僅低於巴西。稅負過重不利於企業渡過難關，但同時也必須注意到，企業稅負過重與稅制體系設計有關、涉及到財稅體制改革，而不僅僅是逆週期調控的問題，單獨通過全面減稅是難以化解的。“增支”就涉及到擴大赤字規模。2015年的預算赤字率是2.3%，明年預計會提高到2.5%-2.8%之間。當然，如果年中情況發生變化，不排除年終實際執行赤字率突破3%的可能。除了常規性的財政政策之外，積極更有力度的財政政策還將依賴於“準財政”行為，例如地方政府債務置換、發行專項建設債等。

　　在三期疊加的特殊背景下，貨幣政策既要通過降準、降息等常規工具保持適度充裕的流動性和社會融資規模，為穩增長創造條件；也要在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出現障礙的地方及時靈活運用結構性工具因勢利導，促進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再匹配。預計存款準備金率明年全年會調低400-500個基點；降息也可能出現，但基準利率今後更多的是參考意義。另外，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會加強配合，特別是在抵押再貸款、地方債置換方面。（作者為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馮煦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