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行至12月，按照正常節奏，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在本月中旬前後召開，確定明年經濟的調控基調，並明確財政和貨幣政策搭配。

　　一位接近決策層的不願具名的人士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2016年是“十三五”開局之年，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深度調整期和轉型期的關鍵之年，很多問題和矛盾2015年已經顯性化，新産業和新方向也有建樹，明年經濟的基調如何很值得期待。

　　該人士還表示，幾乎沒有懸念的是，供給側改革將會成為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熱點之一。11月，高層在多個場合提到這一説法。

　　明年仍需發力穩增長

　　今年四季度穩增長壓力仍未減輕，三季度中國GDP增速為6.9%，中國經濟能否保持在7%以上增速的懸念被留在了四季度。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劉元春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2015年是中國宏觀經濟新常態步入新階段的一年，是全面步入艱難期的一年，也是中國宏觀經濟結構分化、微觀變異的一年。

　　中國人民大學最近發佈的報告預計，2015年全年GDP實際增速為6.9%，較2014年下滑0.4個百分點；預計2016年GDP實際增速為6.6%，比2015年進一步下滑0.3個百分點。

　　這一判斷得到了一定認同，前述不願具名人士表示，今年是産能過剩、地方債務清理等下行因素釋放的一年，即經濟處在探底的過程，而明年經濟增長則有可能是見底的一年。

　　在2015騰訊財經年會上，國研中心副主任王一鳴表示，今年投資還在持續下行，投資裏邊最重要就是房地産、製造業投資在逐漸接近底部。供給側産能投資有效開展、有效推進，這個就為見底創造條件，市場預期會發生變化。

　　他還提到，新型成長力量有效對衝，傳統産業削減騰出空間由新型力量有效抵補，對衝傳統産業衰減，更有利於見到底部。

　　明年是“十三五”的開局之年，國家主席習近平明確指出，今後5年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的目標，主要考慮是，確保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産總值和城鄉居民每人平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必須保持必要的增長速度。從國內生産總值翻一番看，2016年至2020年經濟年均增長底線是6.5%以上。

　　結合目標與現狀，中國經濟增長的彈性空間並不算很大，正如國家資訊中心預測部主任祝寶良所言：6.5%~7%的增長速度能不能實現？我們看淡GDP不是不要GDP，發展還是第一要務。

　　前述不願具名人士認為，連續5年的穩中有進大基調不會有太大改變，穩增長在經濟目標中的優先次序也需要得到保證。

　　清華大學教授李稻葵[微網志]也判斷，2016年國家經濟政策的發力點還是穩增長和保增長，如果按照這樣的速度往下滑，對“十三五”的執行非常有挑戰性。

　　供給側改革將著墨更多

　　“供給側改革”是近期的政策熱詞，它在11月中旬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被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前述不願具名人士認為，其背後的經濟調控新理念應該會在中國年度最高級別經濟會議上得到體現。

　　中國人民大學報告分析，中國宏觀經濟的持續探底，決定了2016年必須對宏觀經濟政策進行再定位，應當借助經濟探底的契機，重新審視和評估現有的改革，在大破大立之中尋找到大改革的突破口，並根據該突破口來重新梳理改革方案，尋找改革的可行路徑。

　　報告建議，一方面要利用供給側調整政策和需求管理政策阻斷內生性下滑的各種強化機制，防止微觀主體行為出現整體性變異；另一方面在強化監管的基礎上關注可能出現的各種“衰退式泡沫”。

　　決策層對經濟關注重心也是改革。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指出，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要針對突出問題、抓住關鍵點。被習近平點名的問題包括過剩産能、企業成本和房地産庫存等。

　　同在11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中國經濟的藍圖一文中再次強調，我們將很多政策工具組合成兩大經濟增長引擎，一個是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這是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另一個是增加公共産品、公共服務供給，既拉動有效需求，又可以改善民生。

　　“三駕馬車”的拉動效應不再明顯，這是供給側改革被置於前臺的另一個原因。王一鳴説，投資邊際效應正在明顯遞減，追根溯源，在市場經濟發生變化的時候，會發現供給側供給結構越來越不適宜市場需求側的變化。“住和行的需求慢慢飽和，需求正在向多樣化、高端化、服務化方向轉型，但是我們供給結構還是老的，而且這個結構調整很難。”

　　“我理解供給側改革，就是讓要素再流動起來，讓資源從低效率領域轉移高效領域，從已經過剩領域轉移到更有需求的領域。”王一鳴建議，要建立一個有效的過剩産能的退出機制，特別是要能夠有效地解決那些僵屍企業，“僵屍企業佔用了大量的資源、勞動力、土地，甚至銀行的貸款，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讓要素和資源重新流動起來、重新再配置，這是很關鍵的一環。”

　　在明年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搭配上，多數經濟學家還是傾向於“寬財政+穩貨幣”這對老搭檔。習近平也在前述會議上提到，宏觀政策要穩，就是要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為經濟結構性改革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