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餐員:外賣平臺少有監督

　　□ 本報記者 趙麗

　　最近，周青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與外賣平臺推廣員的“週旋”中。

　　在北京市豐台區馬家堡西路附近，周青開了一家米粉店。一個月前，一名外賣平臺推廣員推門而入。

　　“推廣員説，如果我願意出讓每筆訂單8%的金額作為服務費，那麼他們的外賣平臺就可以把我的米粉店納入網站的收錄範圍，並提供一套送餐服務。”周青説，她按照自己的成本和盈利能力算了一筆賬，提出了一個自己可以接受的方案:每筆訂單出1元錢作為服務費，而不是8%。

　　這筆生意最終沒能談成。推廣員告訴周青，服務費不是自己能改的，外賣網站在全國的收費都是統一的。之後，店裏又陸續來了幾名相似類型的推廣員，周青都一 一拒絕了。

　　看著周圍餐飲店門前來來往往的外賣車輛，周青決定自己在微信裏賣米粉。

　　不過，到今天為止，10天過去了，周青在微信圈裏的外賣數量沒有超過50單，相較于周圍同類店舖，可謂成績慘澹。

　　“沒辦法。我準備和留下聯繫方式的推廣員再談談。”周青無奈地説。

　　對於周青的最終妥協，老顧客蔣芳卻有著不一樣的態度。

　　“我支援周青自己做外賣，不要加入外賣平臺。對於周青的館子，我了解她的食品衛生情況，他們用的也是自己的送餐員，能夠保證送餐時間。我會選擇這樣的餐館外賣，而不會再去盲目信任外賣平臺。”這樣的肯定，來自於曾經糟心的經歷，蔣芳向記者回憶説，“我曾經在某知名外賣平臺上下單，下午5時下單，系統顯示餐館位於右安門，1個小時內送到。然而，下午6時30分的時候，送餐員才打來電話，稱開始送餐。”

　　“你知道餐在哪嗎，望京。從東北四環的望京到南四環的馬家堡，在週末如此‘穿越’北京城，晚上9時才能到吧。經過一番和外賣員的糾纏，我最後把餐退了。當然，這個館子肯定會被‘封殺’。不過，外賣平臺也應該脫不了干系啊，但是我投訴之後，也沒有了音信。”蔣芳説，還有一次是中午11時左右，她在公司下單，系統顯示40分鐘後送餐。然而，過了12時，同事在同一平臺裏叫的盒飯都陸續送到，惟獨蔣芳的盒飯遲遲不來。

　　“我在外賣平臺上催單，顯示外賣已在路上。我又打電話催，對方也説在路上，但這家館子離單位明明不足500米。苦等1個多小時，盒飯還是沒有著落，我只能取消訂單，投訴依舊沒有下文。”説起這些，蔣芳有些不滿。

　　儘管送餐時間無法保證，外賣平臺目前仍似乎是很多民眾的“心頭好”，其中最大的原因便是實惠。

　　郭凱在北京西直門附近的寫字樓裏上班，每天中午吃飯是一大難題。郭凱告訴記者，西直門附近多是商場，午餐價格昂貴且需要長時間排隊，而外賣平臺正好解決了這兩個難題。“因為有各種優惠，網上訂購的價格甚至比我去店裏吃都要便宜，省時又省力”。

　　記者注意到，補貼已成了外賣平臺爭奪消費者的慣常手法。

　　據記者不完全統計，外賣平臺上80%的商戶不定期推出各種各樣的優惠活動，優惠額度常在10元至50元不等，甚至更高。一些商家即使價格不優惠，也會通過贈送飲料、零食的方式補貼消費者。

　　各個外賣平臺之間為了吸引用戶，更是隔三差五地打起了“補貼戰”:“1毛錢吃大餐”“霸王餐專場”“吃喝玩樂0元”等促銷活動比比皆是。

　　然而，即使再優惠，食品安全問題仍讓很多消費者“望而興嘆”。

　　企鵝智酷公佈的《2015年網際網路用戶外賣使用調查報告》顯示，高達52.5%的用戶最擔心外賣的食品安全問題。

　　“這就像一個陰影伴隨行業而生。”周青説，這也是自己最初不想加入外賣平臺的原因，“不想被拖下水。”

　　多家外賣平臺屢屢被曝光存在一些無照經營的“黑作坊”。這些“黑作坊”環境臟亂差，衛生不達標，食品安全自然無法保證。

　　“這主要是一些外賣平臺為了追求快速發展，在審核商戶資質時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導致一些衛生堪憂的‘黑作坊’進入平臺。”一家外賣平臺負責人直言。

　　除此之外，似乎上了平臺之後，外賣商家與平臺之間再無“瓜葛”。

　　上週末，記者在北京市朝陽區和豐台區隨機採訪了多家外賣平臺的送餐員，對於與外賣平臺的關係，他們是這樣説的:

　　“這些平臺和我們沒啥聯繫，也不進行監督，我們和他們關係不緊密。平臺給了個送飯的箱子。車子和人都是我們餐館自己的。平臺也有專門送快遞的，但是他們送餐的價格貴，我們都是自己送。我是專門送的，也有廚師做完了菜也送”;

　　“平臺和我們有聯繫，他們有時候會來轉轉，看看我們的盈利情況”;

　　“我和很多平臺都有合作關係，和他們沒啥聯繫，我們就是借他們平臺這個關係，其餘基本沒聯繫，沒有監督。送餐的車是我自己的，他們什麼也沒給我，我還得雇人送外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