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中提到，要改革並完善適應現代金融市場發展的金融監管框架。在金融業進入混業經營的背景下，金融監管應堅持分業監管，還是應合併“三會”？11月19日，在《財經年會2016：預測與戰略》上，多位經濟學家圍繞金融監管框架進行暢談。

　　全國人大常委、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指出，年中的股市調整反映了資本市場基本制度的缺陷和監管制度的缺陷。涉及資本市場的交易行為不能實行統一監管，既不利於對市場風險的監測，處置風險時也難以有恰當的方法。

　　專家認為，改善當前監管體制首先需要轉變觀念，統一對金融産品的認識，要拓展證券範圍，修改《證券法》，將集合投資計劃份額和份額化的P2P納入證券範圍，由證監會實行統一的功能監管。要克服當前“一行三會”的地盤意識，真正實現功能監管，優化股市杠桿結構。

　　●南方日報駐京記者 趙曉娜

　　“股市風險已基本釋放”

　　以利率市場化、匯率自由化以及資本賬戶開放為代表的金融管制放鬆，在為市場注入活力的同時，也為中國金融業的監管帶來新的課題：影子銀行、場外配資、網路借貸等各種創新遊走于雙軌體制之下，期間不乏監管套利的盛行，年中的股市大跌便是印證之一。

　　針對本次股市大跌，吳曉靈率領團隊做了專門研究。在《財經年會2016：預測與戰略》發表主旨演講時，吳曉靈表示，目前股市風險已基本釋放，逐步進入恢復調整期。

　　在總結這次股市波動時，吳曉靈表示，本次股市波動是資金推動了牛市，也是資金導致了急跌。而深究其原因，中國當前處於經濟結構轉型的過渡期，這次波動反映了市場對轉型、改革過高預期與短期經濟表現未達預期的矛盾。

　　“市場認為，在利用資本市場振興實體經濟這件事情上，政府是有意願的，逐步引導形成一種強烈的牛市一致性預期，但轉型和改革都會遇到不可避免的阻力，難以一蹴而就，再加上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很容易造成高預期後的失落。”吳曉靈解釋。

　　分業金融監管體系協調不足

　　“我國金融監管體系存在最大的結構性風險就是，一邊力推混業經營，一邊堅持分業監管不變。”19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巡視員、研究員魏加寧在年會上如此表示。

　　而今年年中的A股大跌，正是暴露出分業金融監管體系的協調不足。吳曉靈指出，從制度上看，大跌反映了資本市場基本制度的缺陷和監管制度的缺陷。其中，杠桿交易的過度、無序以及監管不完善，放大了資金式的缺陷。

　　“中國資本市場有政策市、資金市的特點，而這次又加上了杠桿運用，放大了資金市的風險。”吳曉靈説，涉及資本市場的交易行為不能實行統一監管，既不利於對市場風險的監測，處置風險時也難以有恰當的方法。

　　中國社科院前副院長李揚指出，目前我國很多金融機構的混業已經大規模發生了，再加上網際網路金融的逐步發展，若在宏觀上保持分業的格局是不合適的，肯定會出現過度監管或監管真空，導致影子銀行的發展等。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中提到，要改革並完善適應現代金融市場發展的金融監管框架，但並不是簡單地把‘一行三會’合併這麼簡單。”談及當前金融監管體制的變革，吳曉靈在財經年會上表示。

　　建議將P2P納入證券範圍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金融系主任宋敏指出，在混業經營的背景下實行分業監管，就需要各個機構加強協調，特別是實現資訊共用，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在目前監管體系下，證監會、銀監會和保監會，本身的功能可能都沒有發揮，中間有一些協調問題，這其中存在頂層設計的問題。

　　但在魏加寧看來，目前金融行業混業經營是大趨勢，“三會”即便不能合併，至少也需要在決策機制上統一協調。他建議能不能成立一個監管委員會。

　　“證監會、保監會、銀監會作為執行機構，確定牽頭機構，央行等部門都可以作為委員參加，同時納入行業協會和專家學者等業內代表，內部保持交叉任職的方式。”魏加寧進一步強調，所謂委員會並非一個實體機構，而是一種決策機制，這正是我們所缺乏的。

　　吳曉靈則認為，銀行、證券、保險和信託各自的功能不同，根據它們各自的特定來進行分別監管是有必要的。改善當前監管體制首先需要轉變觀念，統一對金融産品的認識。要克服當前“一行三會”的地盤意識，真正實現功能監管。

　　吳曉靈建議，首先要拓展證券範圍，修改《證券法》，將集合投資計劃份額和份額化的P2P納入證券範圍，由證監會實行統一的功能監管；還要加強證券公司的監管，優化股市杠桿結構。另外，應確立央行在金融業中的主導地位，並加強對金融基礎設施的監管和組織實施金融業綜合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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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

　　加大經濟結構性改革

　　近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在《財經年會2016：預測與戰略》發表主旨演講時指出，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但也面臨諸多矛盾風險疊加、風險隱患增多的挑戰，因此要推進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

　　在楊偉民看來，過去我國主要是面向低收入群體為主的供給體系，沒有及時跟上國內中等收入群體迅速擴大而變化了的消費結構；過去供給體系能適應排浪式消費，但滿足多樣化、個性化消費的能力相對比較差，有些消費流向了國外。

　　為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11次會議提出了5+4+3行動方案。楊偉民指出，經濟結構性改革也是一項長期性的任務，在戰略上要堅持持久戰，持續的推進；在戰術上要打好殲滅戰，必須馬上行動起來。

　　“五大政策是邏輯緊密的政策體系和框架、缺一不可，目的是為結構性改革創造透明的、可預期的政策環境。”楊偉民指出。

　　行動方案中的“4”是指打好四個殲滅戰，包括化解過剩産能、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化解房地産庫存、防範化解金融風險。楊偉民解釋，化解房地産庫存不僅是為了當期的經濟增長，更重要為了推進以人為本的城鎮化，促進農民工在城鎮定居落戶，有利於提高勞動力資源配置的效率。

　　方案中的“3”是三大原則，即堅持解放和發展生産力，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堅持五位一體的總體佈局；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當前尤其要調動企業家、創新人才、各級幹部三個群體的積極性。

　　南方日報駐京記者 趙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