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裏米·裏夫金長期任職美國經濟趨勢基金會主席，他在《第三次工業革命》、《零邊際成本社會》等著作中開創性地論述了極致生産力、協同共用、生物圈生活方式等全新的概念。最新引進的《同理心文明》則是一部集大成之作，探討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同理心與熵的矛盾關係，從生態經濟學的角度徹底反思我們的哲學、經濟與社會模式。

　　《零邊際成本社會》最後一章，裏夫金將人類對未來的期許歸結為生物圈生活方式，希望接近於零邊際成本的社會能夠將人類從稀缺經濟帶入可持續發展的富饒經濟，認為這不僅取決於技術本身，也取決於人類歷史的發展。在《同理心文明》裏，裏夫金在第一章就提出，“同理心是我們構建社會生活和推進文明的手段”。應該説，《零邊際成本社會》提供了問題意識，《同理心文明》則是裏夫金關於這個問題的進一步思索、拓展和解決。

　　裏夫金説：“同理心的演變是潛藏在人類歷史背後的一條典型脈絡”。本書在梳理脈絡上花了很多工夫，從歷史、文學、哲學、倫理學、心理學、行為經濟學等多學科全方位論述同理心在人類發展路上的演進。作者把熵作為一種新的世界觀，強調能量守恒定律的社會學意義；從熵的角度看，如果不改變發展模式，人類將無法繼續發展。問題在於：人類同理心意識與敏感性的不斷增強給整個地球造成的熵也在持續增加。怎樣認識這個悖論？裏夫金説，從整個人類的歷史跨度來看，大範圍的、肆意的暴力並不是人類歷史常態，而是例外。這一觀點無疑與斯蒂芬·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暗通款曲。

　　閱讀這部包羅萬象的著作，聯繫裏夫金多部作品傳達的理念，得到一個明確的認識：所謂人類社會的發展，其實就是人（社會）與自然相互作用的歷程，一部人類文明史實際上就是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相互作用的歷史。裏夫金把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作為一個整體或者系統看待，即他所説的“生物圈意識”。在這個生物圈裏面，如果自然環境是分母，人類社會是分子，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的關係就是母與子的關係。古代文明時代和農業文明時代，人類與自然關係相對和諧，進入工業文明時代後，整個環境社會系統的物質流動迅速加快。裏夫金在書中提交了一份工業時代的熵帳單，從氣候、資源、核武器、致命病原體等多角度發出警告：若人類進步都要靠熵的不斷增加，以産生更多同理心，那麼人類命運是否將以終極悲劇結束？

　　1962年，蕾切爾·卡森在《寂靜的春天》裏揭示了無節制濫用化學農藥的嚴重後果。1972年，斯德哥爾摩會議發表“人類環境宣言”，初步提出“地球村”、“共同的家園”等概念。同年，羅馬俱樂部出版《增長的極限》，第一次把環境問題和經濟發展聯繫在一起考察，開發出系統動力學計算模型，認為地球的經濟增長已經瀕臨極限。這些著作在當時都遭遇了“死一般的寂靜”，更過分的則是喧鬧的群嘲。但時隔不久，現實境況就賦予了他們的遠見和勇氣以高度肯定。一種全新的人性觀正逐漸興起並引發越來越多的關注。裏夫金認為，新的分佈式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巨大價值就在於，將世界各地的人們聯繫在一起，每一個人都能平等地利用在當地就可以獲取的地球可再生能源。這意味著，我們既能在全球範圍內利用分佈式能源體系建立起複雜的全球人類文明，提升和拓展人類的同情心，又能減少熵帳單，促使人類在全球經濟大潮下形成生物圈意識。

　　隨著人類文明的演進，物質在人類社會系統中的流動，種類越來越多，速度越來越快，鏈條越來越繁雜，所産生的讓自然環境不可消解的棄置物也快要讓地球成為“廢物星球”。這是一個歷史現象，但是否即是規律呢？《朱子家訓》説：“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以今天的眼光，此話並非僅止強調“節約”，而是帶有迴圈經濟意味。如果人類無節制地消耗“物”，一方面資源將面臨枯竭，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物退出了環境系統的迴圈，“蓄之既久，發之必爆”，人類社會的生存危機就會全面激化。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埃利亞斯·卡內蒂曾説：“每個人都是國王，腳下橫屍遍野。”意思是，如果我們思考一生中為生存繁衍而使用和消費的大量資源，就可能會因自己的屠殺行為感到驚恐。這恰好印證了人類文明的同理心，是我們共同的關切，全人類都是生活在這個星球的同路人。

　　與斯蒂芬·平克一樣，裏夫金看到了人類的物質性和自利心，但對人類發展的大趨勢，他們都抱持相對樂觀的態度。裏夫金説，我們已經在自己身上發現同理心的存在，形成了“同理人”觀念，這將給我們認識與處理人類經濟、社會活動以及與環境關係帶來革命性的影響。

　　裏夫金在本書中文版序言中，特別提及孔子的“仁恕”之道，認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簡單而深刻，是同理心意識的精髓所在。筆者以為，孔子的仁恕之道在現實生活中確有積極作用，説明瞭其普遍性和現代性意義。中國傳統文化提倡天人合一、知行合一，要求在認識和實踐相統一的基礎上處理好人類與自然界的關係。儒家文化觀約束人們的慾望，使人類能夠進行“理性地自我調整來適應世界”而非試圖“理性地掌控世界”，因為後者會在解決舊有問題的過程中不斷地製造新問題。物質主義和消費需求的滿足，其內在往往伴隨著一種匱乏，按照黑格爾的説法，這種無休止的外在追逐，就是一種惡的無限性。這裡，不是以農業倫理否定工業資本主義，而是以一種更積極的態度跨越政治界限、跨越文化閾限，在更廣泛意義上建立同理心文明。孔子一生追求“朝聞道，夕死可矣”的超越，這也是本書作者所強調的“尋找超越生存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