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7點多，內批就帶著兩個女兒來到了位於雲南省西雙版納州動海縣布朗山鄉的阿克小學。她來送大女兒上學，可5歲多的小女兒總是捨不得走，喜歡賴在教室門口蹭課聽。每當這時，內批就坐在屋檐底下等她，順道跟其他家長聊會兒天。

　　記者問她為什麼要讓女兒來讀書，內批很疑惑地反問道：“為什麼不讀書？”她自己也是這所學校畢業的，教女兒的老師就是當年自己的老師。但她也承認，自己在學校學的好多東西後來沒有用到過。丈夫也只念了小學，現在開了個小賣部，是家裏的掙錢主力，對女兒們上不上學沒什麼要求。“他總是説，認得幾個字就行了！”膚色黝黑的內批笑呵呵地説。

　　內批沒有意識到，自己家的故事正是當前新一波“讀書無用論”討論的對象。

　　被嫌棄的教育

　　在農村，家裏有學生接受義務教育的，認為讀書有用的多；一旦學生畢業，家庭就更傾向讀書無用

　　雖然相隔千里，內批的反應跟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李濤的田野調查基本吻合。

　　為了完成自己的博士論文，李濤在四川一個偏遠行政村落進行了為期3個月的田野研究。這個化名雲鄉雍村的地方是一個典型的貧困村，總戶數273戶，總人口1001人（其中男性519人、女性482人），每人平均年收入僅6856元。

　　經過調查，李濤發現讀書無用論觀念在雍村不佔多數，但形勢也並不樂觀。在全村262戶有效農戶家庭樣本中，106戶農戶家庭認為讀書無用，佔總體的40.46%；128戶農戶家庭認為讀書有用，佔總體的48.85%；認為無所謂的農戶家庭有17戶，佔總體的6.49%；認為不知道的農戶家庭有11戶，佔總體的4.2%。其中，雍村男性農民相對於女性農民而言，更認可讀書無用，達到40%的認同度，而女性僅為25.8%。相反，認為讀書有用的女性農民（67%）較之男性農民（44.9%）高了20多個百分點。

　　李濤還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子女正在接受義務教育階段學習的農戶家庭認為讀書有用的組內佔比最高，一旦子女結束了教育階段，家庭對讀書無用論的認可度就開始上升。

　　而且，這些子女已經從各級學校順利畢業的農戶家庭中，子女學歷較高的家庭反而更認同讀書無用論。比如，子女僅完成義務教育段學習的農戶家庭有55.2%認為讀書無用，子女已完成高等教育階段學習的農戶家庭，對讀書無用論的認同度佔比就高達61.54%，認為讀書無用的組內佔比最高的是子女僅完成高中教育階段學習的農戶家庭，達到了67.57%。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提供了一個更大的樣本，是一個研究團隊跟蹤了25000名西部地區學生得到的調查結果。數據顯示，這些學生中只有100個念到了初一，到初三時候只剩69個，念到高三的只有37個。從中，我們或許能看到中國農村教育的一個基本面貌。

　　“目前對讀書無用論的討論一直缺少全國的、系統的、科學的統計，我的調查不能説明全國的情況。但根據我的觀察，農村的確存在認為讀書無用的現象。”作為一個從山裏走出來的孩子，李濤對此十分憂慮。

　　來自教育部的數據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李濤的擔憂並非多餘。根據《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農村留守兒童接受義務教育的數量已經連續三年下降：2012年，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中農村留守兒童共2271.07萬人。2013年，這個數字下降到2126.75萬人，2014年又再次下降到2075.42萬人。其中固然有人口數量自然波動、隨進城務工父母外遷入學等因素，讀書無用的觀點也起到了副作用。

　　學什麼以致用

　　不是讀書無用論盛行，而是無用的讀書太多

　　對如今讀書人在農村的地位下降，楊東平把板子打在教育環節本身。他直言，“是我們現在一些‘無用的讀書’，才導致所謂的‘讀書無用論’”。

　　目前在我國，從農村到城市，全國使用的是同一套教學大綱，通行的依然是選拔性的應試教育，課堂傳授的知識和技能主要針對升學，跟農村的生活基本上沒有關係。這時候，衡量讀書有沒有用的唯一標準就是能不能考上學校，如果能考上學校就有用，考不上學校就沒用。但升學並不是所有農村學生的選擇。“特別是初中學生已經具備了識字和計算的能力，枯燥的應試訓練對他們沒有實際用處。如果他們覺得自己考普通高中無望，那隨之而來的厭學情緒和放棄學習的狀態可能更嚴重。”楊東平這樣解釋初中較高的輟學率。

　　同時，由於專心讀書，考不上學校的落榜生可能不具備農業生産的基本技能或者體力，很難再在農村生活下去，但去城市發展又少了一些必要條件，這樣一來讀書就顯得“無用”。

　　至於為什麼子女還在上學的家庭和子女已經畢業的家庭，對讀書效用的看法會發生巨大改變，李濤認為是期望與失望之別：“正在接受教育的子女，因為子女還沒有定型，家庭對教育還有更多的期許，因此他們必須要通過營造讀書改變命運的氛圍，給子女塑造積極的狀態。而對已完成各階段教育的子女來説，書本上所製造的知識和現實生活當中所需要的知識相脫節，因此這樣的農戶家庭往往會失望。”

　　在採訪中，記者發現，如果能學以致用、解決工作，甚至解決一家人的生計，讀書就容易被認為是有用的。

　　在雲南保山市龍陵縣黃龍玉雕中級職業學校，記者見到了三年級學生郭躍龍。因為手藝出眾，還沒有畢業，學校已經給他開出了5000多元的月薪，讓他一邊學習，一邊帶學生。這個工資比學校已有18年工齡的副校長李新位還要高。

　　看著就業形勢不錯，郭躍龍家把妹妹也送進了學校。像他這樣，一個人上學，畢業後自己做玉石設計加工，家人開個店面銷售，能解決一家子將來的生計，因此玉雕學校的學生流水似地，從來沒有斷過。“我們的學生好找工作得很，我們不愁生源！”李新位自豪地説。

　　打開學校的圍墻

　　讓義務教育階段的教育社區化、生活化，讓學生學到真正有用的東西

　　從社會學角度出發，李濤認為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讀書改變命運的功能還將繼續弱化：

　　第一，“單位制”解體與“就業方式”改變，使缺乏社會關係網的農村讀書人陷入就業困境，並影響村裏人對讀書效用的傳統觀念。取消分配後，農村家庭子女因為缺乏必要的社會關係網，同時也缺乏自謀職業所需的社會經驗，很多人不得不進入次要勞動力市場謀職或者失業回鄉。由此，村落中口耳相傳的讀書人形象就被找不到工作的大學畢業生形象取代。當村裏人發現讀書既找不到鐵飯碗，也不能改變命運，那麼他們就傾向於認為讀書無用。

　　第二，不斷開放的城鄉人口流動政策抵消了傳統中只有通過讀書才能實現身份轉換的功效性。過去只有讀書升學才能離開村莊、留在城市，現在做生意、打工都有可能，何況讀書的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都相對較高，農民的實用理性則會在“成本—收益”投資決策中從行為上強化“讀書無用論”思維的形成。

　　但這並不意味著讀書就真的無用。即便是在農村，讀書也能夠讓孩子們擁有不一樣的生活態度，掌握生産生活的基本能力。

　　楊東平説：“農村教育有三個不同的目標，第一個是為升學服務，第二個是為進城打工服務，第三個為建設新農村服務，這就要求我們中學課程必須多樣化。這個目標在高中階段已經提出來了，但在初中課程還沒有提出來，但是現在大量的農村學生，其最高學歷就是初中。所以我覺得解決的方法應該是推進教育改革，讓義務教育階段的教育社區化、生活化，讓學生學到真正有用的東西。”

　　楊東平不僅這樣想，也這樣做。2013年9月，21世紀教育研究院聯合當地培田社區大學的工作人員，向社會籌集資金，在福建連城縣培田村設立了21世紀教育研究院的實驗小學——培田小學，楊東平本人擔任學校顧問。

　　培田小學依託當地鄉土資源開設了鄉土課程，課程開發以多科目綜合、生活教育為設計方向，將歷史、民俗、建築、生態等元素融入教材和實踐活動。在擁有500多年曆史的南山書院，每週五下午第三節課，來自培田村十番樂隊的兩名老藝人，一位負責二胡興趣班的課程，一位傳授笛子吹奏技藝，給學校三到五年級對鄉土音樂感興趣的孩子上課，村裏的民間剪紙藝人曹鳳英則不定期義務給學生上剪紙課。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還先後以志願支教的方式，招募3位英語教師、一位美術教師，以及音樂教師、傳統武術老師到培田小學任教。現在，學校內部已經生長出了自己的舞龍特色課，學校的體育老師組建了學生舞龍隊，他們正在將培田村的一些民俗活動納入這個特色課程的設計當中去。現在，家長願意把孩子留在村裏讀書，學校已有80多名學生和50多個學前班孩子。

　　“升學不應該是農村孩子學習的唯一目的。”培田學校老校長吳美熙説，“我當年高考差5分沒有考上大學，靠著高中文化基礎從事了15年保護民居的工作，許多知識都是在實踐中學的”。她希望農村學校不要再有圍墻，而是發展個性，真正讓農村孩子成為一方有用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