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貴州省最北部的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縣，南距遵義市區180公里，北至重慶市區160公里。出道真，無論是去遵義還是重慶，100多公里的路程，平均要走5個多小時，因為這100多公里，都是蜿蜒曲折的山路。

　　道真是國家級貧困縣，但是在道真，老百姓有一句俗話：就算砸鍋賣鐵，也要供孩子讀書。讀書，在道真人看來，是擺脫貧窮的最好通道。

　　走出大山

　　43歲的陳朝順信奉的是“黃金棍下出人才”，他是道真縣三江鎮雲峰村人，對他來説，最遺憾的事情是父親去世早，他上學只上到初中。陳朝順拼盡全力支援兩個孩子讀書。女兒陳誠3年前考上了貴州師範大學，兒子陳果今年考上了瀋陽藥科大學。

　　陳朝順靠當地的傳統項目烤煙葉來維持整個家庭的運轉，好光景時，一年收入4萬元。這4萬元要供養母親，保證家庭支出，支付一個大學生、一個高中生的生活、學習費用，基本是入不敷出。女兒現在已經有2.4萬元的助學貸款需要還。

　　陳朝順説話乾脆，當陳果在8月22日收到老師短信，得知考上瀋陽藥科大學後，陳朝順的第一感受就是：“這幾年沒白上。”

　　3年前，陳果以570分的高分考到道真中學，期末考試“只考了530分”，陳朝順在大街上就下手打陳果。陳朝順太清楚貧窮的滋味了，他希望孩子們能走出大山，希望“他們以後過好一點的生活”，而讀書，在陳朝順看來，是最好的一條路。

　　從道真縣城到陳果家，車程需要1個小時，還有很長一段路沒有通公交車，需要步行走山路回家。為了讓陳果能專心學習，陳朝順在縣城租了一間房子，陳朝順的母親在出租房裏照顧陳果的起居，儘管房租佔用了很大一部分生活開支。

　　高三時，為了改善學習環境，陳朝順又增加租房支出，換了一個條件好些的房子。一年的房租就是5000元。

　　雲峰村書記明躍告訴記者，雲峰村的每人平均年收入只有4500元，屬於國家一級一類貧困，但是教育問題，“逢會必談”。老百姓的共識是：“讀書是一條好出路。”

　　在陳果就讀的道真中學，今年的高考中，畢業生文化成績一本上線324人，二本上線603人，本科上線率為60.24%，600分以上15人。

　　這個成績對於當地從事教育的人來説並不意外。道真縣教育局一名幹部説：“這裡的學生都很拼，住校的學生晚上老師都要催著放下書本早休息。”

　　阻止貧困的代際傳遞需要更多力量介入

　　陳朝順説，如果兩個孩子將來想讀研究生，他一樣支援他們，沒有錢就去貸款。為了孩子的學習，他毫不猶豫，無怨無悔。但是，這意味著更大的經濟壓力，更辛苦的生活。

　　張平也是今年的應屆高中畢業生，雖然考上大連民族大學，但是她不想去上大學，因為媽媽身患癌症，現在還在化療中。

　　張平如果去讀書，會給家裏增添巨大的經濟負擔，關鍵是媽媽沒有人照護。父親和哥哥常年在外打工，供養她上學和母親看病。現實的殘酷，母親的病情、親人的思念，讓她柔弱的肩膀不堪重負。

　　2015年年初，《人民日報》刊文指出，在中國已經發生了貧困的代際傳遞，産生了“貧二代”：“貧富差距已具有一定的穩定性，並形成了階層和代際轉移，一些貧者正從暫時貧困走向長期貧困和跨代貧窮。如果不想辦法改變這一情況，貧富差距便會趨向穩定化和制度化，成為一種很難改變的社會結構，社會階層流動通道也將被嚴重堵塞。”

　　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委託有關單位開展的一項針對1200名接受過資助的貧困學子的調查顯示，受資助學生的家庭經濟情況困難，呈現“常態化貧困”趨勢。從困難類型上看，父母雙方均有收入來源的家庭佔61.7%，其中大部分是父母雙方務農(46.3%)；32.3%的家庭僅靠父母其中一方的職業收入；另有6%的子女，從父母任何一方都得不到經濟支援。家庭供養率(家庭人口數與家庭勞動力數比值)高，平均值達到2.85，意味著1個勞動力要供養接近3個家庭人口。而致貧因素上，職位收入低是主要因素，家庭變故位居第二。即使父母雙方都有工作，家庭的收入依然處於較低水準，成為一種“常態化貧困”。

　　在調研中，有學生表示：“不怕苦，不怕累，只怕沒機會。”這份調研報告指出：“機會公平是最重要的公平，然而農村貧困家庭大學生最缺乏的恰恰就是機會。他們曾經將希望寄託于教育，然而現實是這條路越走越難，不少專家認為我們的教育體制已逐漸失去了承載階層流動的職能。”

　　中國社科院發佈的《2013年應屆生就業調查報告》顯示，從畢業生的城鄉來源角度分析，農村家庭的普通本科院校畢業生成為就業最為困難群體，失業率高達30.5%。

　　農村貧困大學生是“貧二代”中頗引人關注的群體。高失業率意味著大學4年的書本知識並未給他們帶來一份體面的工作，意味著他們無顏面對父老鄉親，意味著“貧二代”中本來最有希望依靠知識改變命運的這一部分人，他們的夢想還未出發，在現實面前就已折戟。對受調查的受資助農村貧困家庭大學生而言，很多情況下上大學需要以犧牲父輩的生活為代價，背負著整個家庭甚至家族的期望，壓力頗大。儘管如此，不少農村貧困家庭大學生還是通過繼續求學加深專業知識的深度和廣度，希望改變自己的命運。

　　因此，相關人士呼籲，需要更多的社會力量介入，阻止貧困的代際傳遞。

　　共建社會信心

　　陳朝順希望陳果畢業後能夠回到離自己不遠的地方工作，在他看來，養兒就是要防老。

　　事實上，在道真縣，很多靠讀書走出大山的年輕人又回來了。他們大多不會回到貧困的農村，更多的是在縣城找一份體面的工作，但內心充滿感恩。這種回饋的心態在接受過資助的孩子身上表現尤為突出。

　　“國酒茅臺·國之棟樑”希望工程圓夢行動大型助學公益活動是迄今為止，國內愛心助學活動中捐助金額最大、受資助人數最多、覆蓋面最廣的公益舉措。茅臺集團從2012年起，每年捐資1億元，攜手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幫助農村貧困家庭學子圓夢大學。道真縣是茅臺集團的對口扶貧縣，今年，茅臺集團資助該縣300名貧困學子圓大學夢。

　　今年7月，北京大學公共傳播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和安平公共傳播公益基金為該項目作影響力評估報告，報告指出，助學行動已經幫助受資助學生在諸多方面發生改變，貧困的先賦影響已經在受資助學生身上得到有效地消弭，助推他們成功地進入大學，實現“鯉魚跳龍門”這一關鍵一跳。受資助學生的信心指數的提升，將會帶給學生對於學習、生活以及自己未來的強大動力。

　　調研的主辦方同時發佈《受資助貧困大學生社會發展信心指數》白皮書。根據該白皮書，社會發展信心指數，指通過諸多指標的綜合測量，指向受資助大學生對自身未來發展以及社會發展的信心。指數能夠揭示受資助大學生群體處於的具體生活環境和其對個人、家庭、社會和國家的發展態度和信心。

　　調研主辦方對受資助學生的家庭情況、學業情況、心理健康、社會支援、未來發展、戀愛狀況、資助效用、愛心傳遞等諸多方面進行測量，通過系列的加權和匯總計算，得出90後受資助貧困大學生社會發展信心指數為80.4分。

　　根據調研，父輩的職業分化、民族差異、生源地區別、學校所在地的不同、在東中西部地區之間的流動方式、年級的增長，都沒有在學生的社會發展信心上造成明顯分歧；甚至在經濟狀況稍好與稍差的家庭之間、在完整家庭與不完整家庭之間、在農業戶籍和非農業戶籍之間，受資助學生均表現出大致相同的對社會發展的正向判斷和積極態度。“換言之，在社會信心這個問題上，沒有哪一個子群體明顯落後”。

　　調研的組織者認為，一方面，社會整體的快速前行和流動機會的多樣化，在普遍意義上給了當代大學生更充分的社會信心；另一方面，對於貧困家庭大學生的社會資助，在相當程度上彌合了由於先賦因素帶來的現實生活中的鴻溝，也極大程度地、整體性地提升了受資助學生的社會發展信心水準。

　　該白皮書指出，提升受資助貧困大學生的社會信心，不僅僅是依靠單一的某個主體，而是需要社會多元主體的共同參與。網際網路提供了一個連接的平臺，需要通過網際網路實現多元主體的協同合作，打破階層的固化，促進社會的流動，提升社會發展的信心。受資助貧困大學生不僅自身參與協同合作中，還可以帶動更多社會主體的參與，促進更多社會資源的傾斜。這不僅能夠提升受資助貧困大學生本身的社會信心，更能夠提升社會各個階層的社會發展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