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 濤

　　因為教育局安排的學校並非離家最近，近日，上海浦東一名6歲女童將浦東新區教育局起訴到浦東新區法院，索賠精神損失費1元。訴訟結果，女童敗訴。法院解釋説，《義務教育法》中的“就近入學”是原則性規定，“就近入學”並非就讀離戶籍地址直線距離最近的學校，而是指相對就近所屬地段的學校，就讀學校的招生地段由所在區縣教育行政部門根據轄區人口分佈、道路、小區邊界等因素合理劃分。因此，區教育局是在履行法定職責，並未侵害原告受教育權（11月8日《中國青年報》）。

　　法院的解釋有一定道理。現實中，教育資源的分佈是參差不齊的，如果將“就近入學”解釋為“最近入學”，那麼，有些時候有些學校就可能因為附近小區生源過多而不堪重負，而另一些學校可能“吃不飽”。因此，當然要給予教育部門一定的自由裁量權，讓他們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而不是一味地“最近入學”。

　　不過，問題在於，為何女童所在小區的學生不能“最近入學”需調整到較遠的不知名學校，其他小區的學生卻可以“最近入學”在家附近的知名學校？對此，浦東新區教育局解釋，“她戶籍地編制單元內小學班級規模嚴重短缺”，並且“對涉及教育公建配套設施建設的，應事先徵求教育部門的意見，但她的戶籍地的住宅從規劃到建成，從未向教育局徵求教育公建配套設施的意見”。類似事件、類似理由，在全國各地普遍存在且不乏媒體報道———明明小區附近就有Ａ小學，但孩子偏偏被劃到好幾公里之外的Ｂ學校，而Ｂ學校周圍的小區孩子，卻被劃到離家好幾公里之外的Ａ學校。

　　看得見的是明顯的管理混亂，人們懷疑的則是隱含的不公平。不幸的是，這種懷疑往往被證實。事實表明，這種所謂依據“就近入學”劃分學區的事情，總是深藏著腐敗問題。例如，曾任廣州市天河區教育局局長的李偉明，就是利用這種權力來撈錢。他將優質名校遷進相應的樓盤，或將某些樓盤劃進名校學區。於是，學區房房價飆升，開發商賺得盆滿缽滿，然後再向他輸送利益。放眼全國，這種腐敗現象並不少見。如此，某些小區的學生被劃出離他們最近的學校讀書，豈能用“就近入學”而非“最近入學”解釋？教育部門如此使用自由裁量權，又怎能讓公眾心服口服？

　　“就近入學”當然不能完全等同於“最近入學”，具體實施時，確有必要給教育部門一定的自由裁量權。但要明確的是，這種自由裁量權不能是無限的，也不能是不受監督的。因此，確立“就近入學”，原則上應當“最近入學”，如果不採取“最近入學”，教育主管部門應當有合理的理由並公佈；教育主管部門進行學區劃分和調整，應當公開，並且應當召開有社區代表、家長參加的聽證會；學生及家長對於學區劃分不服的，可以向上級主管部門提出復議或向法院提起訴訟，對於沒有合理理由或明顯不公正的，上級部門應當及時糾正，法院也應當予以支援；紀檢和檢察機關也應當加大反腐敗力度，防範官員利用自由裁量權破壞公平，從而維護學生的合法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