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財經11月9日訊 11月7日，由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聯合主辦的新供給【2049戰略圓桌】第6期京召開。本次會議以“貫徹五中全會研討‘十三五’規劃暨宏觀經濟形勢分析”為主題。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秘書長賈康表示，經濟新常態中的“新”已明朗化，但是“常”還沒有實現，需要在運作中完成探底，在整個經濟企穩後對接“增長品質提升”，且盡可能長久形成中高速增長平臺。為了處理好新階段“動力機制轉換和優化”問題，需要考慮“怎麼促使微觀經濟主體潛力和活力充分釋放”，要注重在整個經濟體系供給側正確地把握和改善環境、機制。

　　他認為，為了有效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必須堅定不移的貫徹走創新型國家之路。在已經形成的現階段宏觀政策搭配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應該堅持很清晰地在供給端發力，有所區別對待地對於“三農”社會保障、區域協調、自主創新、節能降耗、生態保護、深化改革等問題，要加大要素投入力度，促進機制創新改進，這種供給管理是加強經濟社會中的薄弱環節、增加國民經濟中有效供給和可持續發展的支撐條件，而且是激發微觀主體活力、增強經濟發展動力的環境建設的客觀需要。

　　以下為部分文字實錄：

　　剛才徐司長就我們面對“十三五”從現在看對接“全面小康”和長期發展，做了非常權威的關於中央思路和精神的闡釋。我想利用這個機會著重向各位彙報一下，新供給經濟學研究群體前一段時間在我們新供給創新思路形成的一定認識的基礎之上，對於“考慮‘十三五’乃至‘短期到中長期發展’要提出一些建設性的思路和建議”這樣一個意圖下，形成的一個認識框架。就通過創新來構建“新動力”、通過改善供給側環境和機制來激發活力以及實現更好發展等方面形成的認識，我來做個簡要的彙報。我們有一個文本，今天簡單地談談這個文本裏形成的一些主要認識，特別是我們認為應該提出建設性的意見建議。

　　當前，按照方方面面使用的“新常態”概念來看，經濟運作中“新”顯然已明朗化，但是“常”還沒有實現，需要在運作中完成探底，在整個經濟企穩後對接“增長品質提升”，而且盡可能長久形成中高速增長平臺。為了處理好新階段“動力機制轉換和優化”問題，需要考慮“怎麼促使微觀經濟主體潛力和活力充分釋放”，要注重在整個經濟體系供給側正確地把握和改善環境、機制。徐司長已非常好地説明，釋放新需求所釋放的動力機制自然地聯繫到創造“新供給”，我們也在“十三五”的文件裏看到，中央文件裏提煉了這樣一個非常清晰的認識，我們也是從這個角度考慮怎麼樣在供給端著力來驅動升級和發展。

　　在認識框架上，我們首先強調過去已經有所強調的“中國特色宏觀調控必須注重理性的供給管理”。我們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二元經濟體，為解決好“三農”問題，需要在廣闊的國土上積極穩妥推進農業産業化，配合的是新型工業化、合理城鎮化以及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所以，必須實施扶貧攻堅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城鄉一體化的舉措，需要大量供給端的支援。

　　我國的區域差異在這些年的發展中仍然是巨大的，需要通過合理的統籌協調，來有效地貫徹中央確定的一系列區域發展的戰略意圖，適當加大中央政府轉移支付力度，控制區域差異，達成協調發展。爭取以實現“全面小康”為目標，在民生方面進行一系列公共産品和公益服務的供給，特別要貫徹應對現在已經看得很明顯的環境矛盾挑戰下綠色發展問題。

　　為了有效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還必須堅定不移的貫徹走創新型國家之路。在經濟社會轉軌過程中我們別無選擇，必須支撐全面改革。必要的轉軌成本，在國防建設等等方面，我們仍然需要可觀的投入可觀的供給端要素。這些擺在面前，在我們已經形成的現階段宏觀政策搭配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應該堅持很清晰地在供給端發力，有所區別對待地對於“三農”社會保障、區域協調、自主創新、節能降耗、生態保護、深化改革等問題，要加大要素投入力度，促進機制創新改進，這種供給管理是加強我們經濟社會中的薄弱環節、增加國民經濟中有效供給和可持續發展的支撐條件，而且是激發微觀主體活力、增強經濟發展動力的環境建設的客觀需要。這方面做出的努力，只會改進而不會惡化總供需平衡狀態，只會有利於維護“又好又快”的發展局面，而不會助長下一期的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

　　現在，中國經濟下行中最主要的矛盾方面，是大家已經在擔心的通貨緊縮。我們在這個階段上，只有特別注意我們認為這種區別對待的有效供給，才能增強在國際競爭環境中的綜合競爭力和發展的後勁兒。所以，就必須把供給管理擺在長期視野中，更多地加以強調和優化。

　　作為一個轉軌中的發展中大國，我們要追求“追趕—趕超”、後來居上的現代化。徐司長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概念，我們過去更多依靠“後發優勢”，現在必須努力轉為更多的爭取“先發優勢”，這樣一個大思路定位必然是守正出奇，在充分尊重市場主體決定性作用的同時，在政府職能方面有意識地把總量型需求管理與結構型供給管理相互結合，特別把理性供給管理作為“十三五”及中長期的內在要求和重要組成部分。

　　第二個大的部分，認識框架勾畫分析了我國基本國情以及未來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的戰略選擇。我們強調，高度重視三大“國情約束條件”。

　　第一個重大的國情約束條件是半壁壓強型的巨大能源、環境、空間壓力約束下，我們在人口密度、汽車空間密度和能源空間消耗密度等方面有“胡煥庸線”早已經給出概念的、在實際生活中仍然非常鮮明的、半壁壓強型資源能源耗用和環境壓力。我國經濟粗放的發展，階段性超常規的高峰期所形成的密度提升的系數，疊加在半壁壓強型基本國情上面，而且又加上了我們國家資源稟賦條件決定的基礎能源“以煤為主”，而且很長時間不可能改變“以煤為主”基本狀態異乎尋常的環保壓力，就引發了“高壓力區”和“高壓力階段”中我們基礎能源稟賦結構疊加而成的、中國經濟“升級版”的、可持續發展所面對的矛盾凸顯。中央矛盾裏所説到的矛盾累計、隱患疊加，我們感覺是對應這種現實問題的。可以説，中國的基本國情是一種“非常之局”，十幾億人口組成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經濟體，它的百分之九十四的人口集中在百分之四十幾國土的東南半壁，實際增長的資源環境壓力絕對不是按一般理解的那樣一個數量級。這種“非常之局”要得到破解，一定要有“非常之策”，一定要用供給管理調整結構、優化結構，釋放增長空間。

　　第二個重大的國情約束條件是“中等收入陷阱”歷史性考驗階段的到來。中國如何避免這種問題，順利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潛在威脅，伴隨著國內外一系列矛盾威脅和棘手的難題。我們前一段時間已經有所強調，“中等收入陷阱”是一種客觀的統計現象，我們可以繼續探討、一定要至少居安思危地考慮，中國在“漸進改革”路徑依賴下，這種制度性的後發劣勢可能形成的制約，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的矛盾積累。潛在存在的這些威脅的疊加擺在決策層面前，怎麼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一種歷史性的考驗，它有對優化供給環境的重大要求。

　　第三個方面的基本國情，我們強調，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怎麼彌合“二元經濟”、走向共富過程的嚴峻挑戰。鄧小平晚年最關心是讓一部分地區和成員先富起來見到眉目以後，能不能如願地“先富帶動共富”、走向“共同富裕”。實際生活中，怎麼把城鄉區域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財産差距保持在各個方面能夠承受的範圍內，應該説已經形成了一種嚴峻的挑戰，深刻影響供給環境和機制優化的問題。我們也注意到，中央《建議》裏在這方面比過去更鮮明地強調怎麼處理好“收入分配優化”的問題。

　　如果把這三大制約擺出之後，往前看當然應該把我們能做的事情做好。承前啟後地來看我們提出在“十三五”和今後一個比較長時間下，戰略目標應該是先在“升級版”增長平臺上使經濟企穩，發展動力轉型提升，進而實現“全面小康”之後爭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繼續從“追趕”對接到“趕超”，整合“全面治黨”對接“現代化”的偉大民族復興“中國夢”。

　　這樣一個戰略考慮在原來鄧小平勾劃的“三步走”，以及中央一步一步到現在“四個全面”認識下，我們認為可以進一步地表述出來的這樣一個奮鬥目標。具體而言，配合它的戰略分析，我們認為可以設想成這樣三個階段。從“十三五”來看，要推進改革、攻堅克難“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力求推動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頂層規劃中所排列的重大改革任務取得決定性成果；“十三五”之後這十年間，要乘勢“架設改革創新之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來建設創新型國家，對接高收入國家；在2031年之後的那個時間段，要繼續強化我們的軟實力和硬實力，實現偉大民族復興。這樣的框架之下，在第三個層面，我們特別強調的，就是我們可以提出什麼樣的意見建議。在這方面，我們提出要“解除供給抑制，放鬆供給約束”，這是提高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變“微觀潛力”為“發展活力”的關鍵所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巨大成就主要是依靠供給端的改革，特別是制度供給。

　　總之，我們認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代化進程，已經到達一個非比尋常的關鍵時期和歷史性的考驗關口，僅僅以短中期調控的需求管理已經不能適應客觀需要，應當及時引入以制度供給為核心，以改革委統領的新供給管理方略。針對中國經濟社會的重大現實問題，“中西醫”結合多管齊下、共收療效，為適應中國新一輪經濟發展中打造有效動力機制的總體要求，特別注重從供給側入手。針對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突出問題和矛盾，從微觀主體即創業、創新、創造的市場主體層面，釋放經濟社會的潛力和活力，托舉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促進總供需平衡，加快增長方式轉變，這樣才能為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中國夢”掃清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