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昨晚7點，瑞典皇家科學院揭曉了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Angrus Deaton（安格斯·迪頓，微觀經濟學家，現任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以表彰他對消費、貧困和福利的分析。根據諾貝爾獎評選委員的公告，Angus Deaton的貢獻主要有三個方面：1.他所設計的一套需求系統；2.消費與收入之間的關係（包括宏觀和微觀數據的採集）；3.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生活標準和貧困水準的研究。迪頓獲獎後表示，“我確實預見到貧困率的下降，在過去20年裏，貧困率下降幅度很大，我認為這一趨勢將延續下去。但我不是盲目的樂觀派。”在宣佈獲獎的時刻，有人問他有關歐洲的難民問題的看法。他表示，全球貧困率的下降從長遠看可緩解這一問題，但現在還不行。

　　與很多熱門候選人相比，著力於微觀經濟的安格斯·迪頓不太被國內學者所熟悉，但他的研究其實很接地氣。就在10月4日，世界銀行調高了貧困線，把每人每天生活支出從1.25美元上調至1.9美元，這意味著全球的貧困人數將增加——貧困的定義其實就是人的消費水準。10月17日是中國第二個扶貧日，也是第23個國際消除貧困日。所以安格斯·迪頓在這個領域的研究與現實生活非常貼近。

　　迪頓的深刻之處在於，在他看來，貧富差距絕非是簡單的收入問題。倘若只是富人收入增長，窮人相對貧困，但整體的生活水準都在提高。不過，超脫了收入領域，在健康，福利方面，一旦富人過多的佔用社會資源或者保持政策制定，則窮人在這方面受到的擠壓可能非常有害。

　　浙江財經大學經濟系主任李井奎：

　　“看過他的著作，甚至想翻譯他的書”

　　“確實國內研究安格斯·迪頓的學者相對會少一些，而我也只是讀過他的書。”浙江財經大學經濟系主任李井奎博士在接到錢江晚報記者採訪時，很謙虛地表示，因為看書也是多年前的事，所以也是了解一個大概。

　　“2009年我讀了《基本無害的計量經濟學》，作者是非常有名的經濟學家喬舒亞·安格裏斯特，在這本書裏他提到了他老師的一本書，也就是安格斯·迪頓的《經濟學和消費者行為》，認為非常了不起。然後我就好奇去找了這本書來看，後來我在課堂上也常用到這本書的第一第二部分，比較理論化，這本書在業內也一直被認為是消費理論最好的教科書。”李井奎説，後來自己甚至想要翻譯他的著作《家庭調查分析：發展政策的微觀經濟方法》，“但後來因為種種原因，這個想法被擱置了。我的研究方向也變了，不過我相信這次安格斯·迪頓得獎後，會有更多人把目光轉到這個領域來。”李井奎在自己的微網志上對迪頓獲獎的評價是四個字“實至名歸”。

　　在李井奎看來，安格斯·迪頓最大的貢獻在於在數據和理論上搭建了橋梁，微觀經濟學裏面有個很著名的模型，叫AIDS需求，就是他提出來的。他把計量模型擴展到收入和儲蓄的研究，尤其是衡量貧困、健康，並結闔家庭數據調查，這個領域是他的強項。

　　浙大經濟學院院長史晉川：

　　“他用數據告訴你，消費和收入有怎樣的關係”

　　“聽到這個獲獎消息時，我們正好幾個老師在開會。當然大家都知道他很厲害，但還是有點小小的意外吧。”錢報智庫專家、浙江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史晉川説。

　　1936年後，也就是凱恩斯後，很多經濟學家把方向轉到了宏觀經濟，直到上世紀60年代，西方經濟學出現了一個思潮——研究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也就是説，以前大家都研究總的消費、總的投資、總的需求等，但後來有人去了解個人行為了，比如個人的儲蓄啊消費啊，從此宏觀經濟下有了微觀行為做支撐。”史晉川説，安格斯·迪頓做了大量的“經驗研究”，在經濟學中叫做“微觀計量”，這在消費領域非常有用。

　　舉個例子來説。在凱恩斯的理論中，人的消費是受到當下收入的影響的。之後，有兩個理論出現了，第一是“生命週期理論”，意思是“人的消費不是根據現有收入決定的，而是根據他一生的收入”。比如説人年輕時，賺的少，消費相對高，中年收入高了，但開銷相比小了，到了老年，收入少了，但開銷不會減少；第二個理論是弗裏德曼提出來的，叫“持久性收入理論”，意思是，消費不是根據一時的收入，而是持久的收入。安格斯·迪頓在隨後的研究中發現，這兩個理論和實際現象不完全吻合，於是他在這兩個理論基礎上做了修正，他提出“消費是平滑的，持久收入相對波動會大”。“他引入了‘預期收入’這個概念，也就是説，他認為，可預期的收入影響消費比較大，不可預期的收入對消費的影響小。”史晉川説，當然，安格斯·迪頓用了大量數據來説明這個計量模型，這就是非常有名的“迪頓悖論”。

　　新聞+

　　直接援助

　　無法改變貧窮

　　既然討論消費，那麼貧窮也是逃不開的話題。安格斯·迪頓在《勝利大逃亡：健康、財富和不平等的起源》這本書中談到了，工業革命以來東西方的“大分流”造就了國際間巨大的不平等。如何幫助落後國家和落後的區域？迪頓反對富國對貧國的直接援助，認為援助會破壞窮人最需要的東西，外國援助破壞了本地國家能力的發展：“一個好的政府需要和當地人民和國家間達成一份契約，而外國援助瓦解了這種契約，因為維持這個政府的經濟來源不是來自國內”。

　　他認為，許多人期待政府出面為人民帶來繁榮和平等，卻忘記了政治本身的利益。 給予制藥公司一定的激勵幫助他們開發盈利少的藥物，開放移民和貿易政策，取消限制才能有助於緩解這些不平等。

　　金融危機前後的

　　諾貝爾經濟學獎

　　仔細觀察這些年的獲獎學者，我們會發現一個現象：在金融危機前，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者往往是一種新的經濟學，比如博弈論在過去尤其受歡迎，1994、1996、2001、2005、2007年這幾年中都有博弈論的經濟學家得獎。在金融危機後，宏觀經濟學專家得獎更多，2009年、2010、2011一直到2014年，只有2013年是股票價格問題，相對微觀些。而今年又是微觀經濟主導的領域獲獎，結合如今全球對於消費及貧困現象的關注，這大概也可視為未來的一個重要方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