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國資本輸出首次超過資本輸入，成為資本凈輸出國。“一帶一路”戰略的推動，更是凸顯國際稅收管理的重要性。與此同時，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既有的全球國際稅收秩序也亟待重構。國際稅收管理也正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不僅僅是中國，世界其他國家，在經濟全球化和網際網路的雙重衝擊下，也很難不去探究國際稅收新秩序問題。

　　時代呼喚國際稅收新規則

　　大國國際稅收管理問題，在特定階段，特別是外向型經濟規模較小時，對應的只是涉外稅制。這種稅制的典型特徵是涉外稅收收入總量有限，外向型經濟對國內經濟的影響相對較少，以稅收優惠為主要特徵的獨立的涉外稅制有生存空間。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各种經濟主體對平等競爭環境的追求，經濟的外向型與內向型區分越來越不明顯，海內外市場越來越融為一體。國際稅收管理的轉化就很有必要。中國稅制由此逐步實現了內外資的統一。新的國際稅收管理不再是當年的涉外稅收管理，國際稅收管理成效可能影響稅收全局。稅源國際化，意味著國際稅收管理錯誤的一小步就可能導致更多的稅源流失。特別是，稅源跨境流動的便利性導致國際稅收管理日趨複雜和專業。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發達國家財政收入壓力大，更加重視海外稅收徵管問題，國際間稅收收入利益分配問題也日趨突出。全世界因此都有了尋找國際稅收新規則的動力。

　　國際稅收管理需要新目標，從較高的層面來看，就是要促進全球經濟治理新秩序的形成。僅從稅收層面來看，這也是在推動國際稅收新秩序的形成。出於國家稅收利益的爭奪，國家稅收主權必然得到更多強調。國際稅收問題從來就不是簡單的稅收問題，不能就稅收談稅收；也不是簡單的經濟問題，不能就經濟談經濟。國際稅收問題離不開國際政治，離不開國家之間的談判與磋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BEPS行動計劃》才能在20國集團（G20）層面上得到討論，國際稅收議題才能得到更多國家響應。各國發展階段不同，經濟資源稟賦、經濟結構等基礎條件存在差異，在國際稅收上的利益訴求也是不同的。甚至於同是發達國家，或同是發展中國家，都會有不同的利益訴求。簡單地以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為標準，劃分國際稅收利益不同陣營的做法，已不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

　　國際稅收新規則的出現不會自然而然到來，而往往是在解決一個又一個現實問題的基礎之上形成的。

　　國際稅收領域的一些新特點

　　國際稅收領域出現了一些新特點，需要加以重視。

　　第一，稅源跨境流動不只是在跨國企業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發生，還可能向第三地第四地甚至其他地方流動。投資者為了利潤，構造出在第三地第四地甚至更多地方的機構，令稅源的跨境流動前所未有的複雜。轉讓定價方法更是得到淋漓盡致的運用。按照聯合國轉讓定價手冊的説法，轉讓定價的影響很大，因為企業內部貿易佔國際貿易總量至少30％。對於政府來説，這是一個稅收流失問題。對於納稅人來説，政府稅務部門可能根據獨立交易原則調整價格，也會帶來稅務風險，這種不確定性是納稅人無法逃脫的問題。預約定價安排可以部分解決事後價格被調整的風險問題，但預約定價安排不可能涉及所有問題。因此，如果有一套能夠被各方接受的規則，那麼相應的風險就會下降。

　　第二，國際稅收問題的關注點已不再只是如何避免國際雙重徵稅或多重徵稅問題，雙邊或多邊不徵稅也不能忽視。避稅地讓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稅收利益同時受到侵害。在稅收利益面前，區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做法已經不再適用。谷歌、星巴克等在愛爾蘭的稅收安排，影響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稅收利益。傳統國際稅收規則主要解決重復徵稅問題，而今重復徵稅問題還在，但多了新問題，即雙邊可能都徵不到稅的問題。這時，相關各方會對避稅地施壓，要求避稅地配合，提供相關稅務情報。美國的肥貓法案，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國際稅收協定的修訂，注重雙邊與多邊的合作，加入《多邊稅收徵管互助公約》，都是因應形勢變化的選擇。

　　第三，國家稅收主權爭奪日趨激烈。國際稅收管理離不開國內經濟環境與國內政治。發達國家在經濟形勢好、財政收入不緊張時，對海外稅收可能重視不夠，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對眾多發達國家的影響至今未消失。發達國家海外稅源豐富，在經濟形勢較好時，海外利潤遞延納稅，海外稅源管理相對粗放，而當形勢變化時，發達國家有了更多的動力關注海外稅源。這樣，國際間稅源的衝突就變得越發突出。而且，不同國家之間的稅收利益衝突，已經越發複雜。

　　第四，網際網路的發展、無形資産攤銷以及相關的技術因素，讓國際稅收管理變得更加困難。發展中國家稅收利益受到極大的影響，也令發展中國家不能不提出新的國際稅收規則主張，以應對新的變化。

　　中國國際稅收管理需要注意的問題

　　規則本應是相關各方平等磋商的結果。但是，或因參與者參與次序的先後，或因參與者談判能力的不對稱，或因參與者細節關注點的差異，規則又往往表現出對參與者各方不太平等之處。技術進步和國內外經濟社會環境的變化又會加劇規則的不適應性問題。

　　中國在融入經濟全球化大潮時，首先必然是既有國際稅收規則的接受者，與此同時也會有適當微調。最近三十多年來，特別是中國加入WTO之後，資本的輸入與輸出形勢也有了很大變化。適應這些新變化，中國國際稅收管理工作已取得顯著成就。但是，形勢巨變決定了這還很不夠，中國還必須在推動國際稅收新規則上發揮積極作用，以促進全球經濟治理新秩序的形成。此間，中國國際稅收管理有一系列挑戰需要積極面對。

　　過去的國際稅收管理實踐中，中國多強調發展中國家立場。無疑，這是必須的。中國稅務部門的努力及成果主要表現在資本輸入相關稅制上，而對資本輸出考慮仍然不太夠。對國際稅收規則的選擇在直面現實問題的同時，應在理解現行國際稅收規則，剖析具體規則存在問題的基礎之上，形成頂層設計方案，以促進全球經濟治理新格局的形成。

　　現實中遇到的諸多問題，是可能在既有規則中解決的。即使是新方案，也不可能全新，而只能在既有規則的基礎之上進行創新。獨立交易原則容易為各方所接受。但是，怎麼理解獨立交易規則，怎麼將關聯交易還原為獨立交易，則是眾説紛紜，特別是在缺乏可比市場或市場分割的條件下，就更是如此。即使在涵義相同的理解下，在具體國際稅收管理事務的處理中，也可能有不同的處理方式。

　　國際稅收收入分配如何實現國家間的公正分配也是突出問題。作為世界商品的生産地和消費地，中國創造了巨大價值，所獲得的稅收收入卻與此不相稱。這不僅是一個國與國之間的稅收利益分配問題（國際稅收權益之爭），也涉及國家與跨國納稅人之間的利益分配問題，還與納稅人之間的公平競爭有關。跨國納稅人的稅收籌劃所處的現代經濟背景與傳統經濟有別，既有商業模式上的差異，也有數字經濟發展的影響。國際稅收管理需要做好跨境稅源監控工作，需要了解跨國公司的區域間利潤分配狀況，需要選擇合適的利潤分配規則，反避稅任務相當繁重。

　　中國在國際稅收規則上的探索成就，也要進一步結合資本凈輸出背景重新評估的需要，以更好地反映變化了的環境。大規模的資本輸出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産物。市場半徑越大，分工效率越高，中國融入全球化大潮，國際稅收管理應該與時俱進。面對新形勢，中國需要進一步梳理國際稅收管理中存在的新問題，積極尋找突破口，並參與國際稅收新規則的制定，保證中國國際稅收利益不受損。

　　提高中國國際稅收管理水準，需要突破徵管瓶頸。在既有國際稅收規則下解決問題，動靜小，但這對稅收徵管水準要求較高，對稅收徵管技能、稅務情報的獲取、稅收徵管力量的配備（人員、資金投入）等都有較多要求。例如，國際稅收管理中經常強調可比性原則，但可比需要的資訊何處尋就是個大問題。國際稅收管理的複雜性，經常涉及全球價值鏈問題，且各行業避稅特點不一，無形資産費用攤銷、電子商務、數字經濟等國際稅收管理難度更大。

　　一些新規則的探索，也需要相應的徵管力量投入。例如，選址節約規則的運用就不是那麼容易。跨國公司從高成本的A國到低成本的B國，B國企業不見得就能留下更多利潤，但B國在跨國公司利潤貢獻中的作用顯而易見。這就需要找到合適的方法，讓貢獻與國際稅收利益分配相匹配。

　　國際稅收協定是規範國際間稅收分配關係的重要依據。是隨著經濟社會環境的變化，不少國際稅收協定有了重新簽訂的必要。而且，簽訂之後的稅收協定，如何通過有效的納稅服務，實現協定效益最大化，也需要相應的投入加以保證。

　　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國際金融活動中出現的新情況，均會對中國國際稅收管理提出新要求。這類要求不外乎具體制度和國際稅收規則兩個層面。實踐中的總結，一些行之有效的國際反避稅措施，最終需要寫進國際稅收新規則。從應對措施到規則的提出，是不會一蹴而就的。所有這些，都對國際稅收管理人才的培養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未來資本輸出會越來越多，國際稅收管理必須注意與資本輸出政策目標相結合。在亞投行、新開發銀行、絲路基金以及其他“一帶一路”重大舉措的帶動下，資本輸出會越來越多。關鍵是要找到適合國情的國際稅收新規則。國際競爭最終是規則競爭。“資本輸出”不是為輸出而輸出，而應結合國家發展戰略目標和全球經濟秩序重構加以認真審視。國際稅收新規則在其中能發揮什麼作用，應在此有合理定位。中國才能在國際稅收管理中實現本應實現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