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毅剛

　　浙江是個製造大省，規模總量僅居廣東、江蘇、山東之後；也是個製造企業大省，在中國製造業企業500強中，浙江遙遙領先，佔了五分之一左右。但卻又是個製造業“弱”省，除了一些領域有一批領軍企業和一批“隱形冠軍”之外，更多是鋪天蓋地的規模不大、優勢不強、層次較低、效益不高的製造産業。根據OECD標準分類，2013年浙江低技術製造業比重比全國高5.1個百分點，高技術製造業比重比全國低4.3個百分點。更值得關注的是，進入新世紀以來浙江工業增加值（近90%左右是製造業）增速呈現出從高位明顯回落態勢，近五年平均增速未超過10%以上，多數年份低於同期GDP增速，投資和效益指標不佳。

　　面對轉型壓力，佔據經濟“半壁江山”的浙江製造何去何從，意義重大。對於這一問題，當下有兩類看法比較典型：一種看法認為，浙江工業尤其是製造業發展面臨重大調整，工業尤其是製造業佔經濟比重下降的趨勢已成事實，大部分弱質製造産業關停並轉，加速淘汰不可避免，一些製造業塊狀經濟趨於衰退，未來發展重點應瞄準現代服務業。還有一種看法認為，製造業為主的工業是立國之本，亦是立省之本，大到不能倒，未來發展還應是推動製造業提質增效，做大做強，必須用有力手段，傾斜政策和要素，提振工業，提振製造業發展。

　　思路決定出路，看錯趨勢必將失去未來。對於這兩種看法，筆者認為並不矛盾，需辯證看待。未來浙江産業結構的調整，三點趨勢應明晰：第一，服務經濟主導的産業結構是大數規律，適用於國家乃至省域尺度。對於未來浙江省域尺度的經濟結構而言，服務業一定是主體，這既是經驗，也是趨勢規律。但是，對於一縣一區而言，卻需要辯證看待，可以是工業主導，亦可以是服務業主導。第二，産業融合發展是當前結構調整的大勢所趨，服務經濟主導不是服務業主導，也不是産業空心化，而是先進製造和現代服務業融合發展、共同推動。世界製造企業服務化的經驗表明，工業和服務業的發展中必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受産業偏好和統計分類所囿。第三，製造生産總體遵循比較優勢分工規律。美國“再製造化”以及省內製造業加快外遷的趨勢表明，當前我省要素投資擴張期的比較優勢所剩無幾，短中期的産能過剩和長期的消費需求變化，已經對製造生産方式和重點提出新要求。未來浙江製造業要持續發展，由大做強，由衰轉盛，迫切需要站在全球競爭和國家需要高度，重新審視、重新定位、重新出發。

　　當前，國家已明確提出中國製造2025戰略，浙江製造2025戰略則需抓住自身要害問題，做好“加減乘除”。

　　其一，做好浙江製造強省的“加法”。加什麼？一是“網際網路+”。只有夕陽的企業沒有夕陽的産業，“網際網路+”為浙江量大面廣的存量傳統製造企業提供了一次運用工業網際網路、雲計算、大數據等手段拓寬市場、提高效率、創新業態模式的重大轉型升級機遇。二是“生産型服務業+”。要推動融資創新、研發設計、軟體服務、創新創意、品牌行銷、智慧物流、供應鏈管理等環節做強發展，降低發展成本，提高生産效率和競爭優勢。三是“重大項目+”。瞄準中國製造2025、瞄準製造環節國産化、瞄準國內外重大市場需求，引進培育一批帶動力強的重大製造和高技術項目，比如智慧製造、新一代資訊技術産業中的晶片和路由交換以及網路安全、通航産業、海洋工程裝備、先進軌道交通裝備、新材料、新能源汽車以及智慧醫療器械等我省有一定基礎，又有強大市場需求的重點領域，增量帶動浙江製造轉型換代。

　　其二，用好産業政策倒逼的“減法”。要樹立“三個不懼”的理念，既不懼工業比重降低、不懼經濟短期下行、不懼稅收波動。要加快淘汰落後産能，“減”低端過剩産能，“減”高污染、高能耗、低産出産業，絕不應短期工業滑坡、經濟下行壓力而放低標準；對於那些假冒偽劣企業，即使是當地納稅大戶，也絕不姑息養姦，一視同仁用好品質監督、智慧財産權、環境和能耗標準等倒逼轉型升級的手段，營造精耕細作的産業發展環境。

　　其三，善用借勢借力放大的“乘法”。一是發揮金融資本杠桿效應。規律表明，製造企業做到一定規模，沒有資本運作的力量是難以維持規模和競爭優勢。要進一步發揮浙江資本充裕優勢，充分利用當前有利的國家政策，加快有實力的製造企業上市、兼併收購、區域重組的步伐，拓展市場，做強品牌，獲得關鍵技術。二是要發揮創新驅動的乘數效應，進一步加大人才、技術等創新要素投入，放大同等資本和勞動的效益産出。

　　其四，探索破除過度干預的“除法”。新時期製造業發展是一個系統工程。政府主導肯定不行，只依靠市場和企業也不行。各級各部門亟須更新理念，爭做改革促進派，發展引路人。既要破除違背規律的過度干預，更要多從體制機製革新中找辦法，多用普惠性産業政策，少用傾向性的扶持政策，探索製造業轉型升級新路徑，既不為“一哄而起”推波助瀾，也不任由市場“野蠻生長”，在市場決定性基礎上用好政府“有為之手”。

　　（作者單位：省發展規劃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