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瑤

　　關於嫖宿幼女罪的存廢之爭已然塵埃落定，但全社會保護幼女的重任還遠未完成，尤其是在我國廣大農村地區，由於家庭監護缺失，防性侵教育缺位，既沒有防範意識也沒有自保能力的留守女童就成為遭受性侵的“重災區”，政府、學校、社區、家庭都應切實擔負起監護和教育的職責，築牢保護兒童免遭侵害的第一道防線。

　　在剛剛結束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上，嫖宿幼女罪被從審議通過的刑法修正案（九）中取消，今後對此類行為一律適用《刑法》中關於姦淫幼女的以強姦論，從重處罰的規定。社會公眾普遍用“大快人心”、“眾望所歸”來形容此次修法的勝利。那麼，嫖宿幼女罪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罪名？它因何而生？又因何在十八年的法律生命後終被《刑法》所拋棄？

　　在我國1979年的《刑法》中並沒有規定嫖宿幼女罪，“嫖宿幼女”的行為一律按強姦罪論處。在1997年修訂《刑法》時才增設了這一罪名。當時的立法思路是，由於我國法律對成年人之間的賣淫嫖娼行為並不認為是犯罪，而將嫖宿幼女從普通的嫖娼行為中區別出來，認定其構成犯罪，並科以重刑，是為了實現對幼女的特殊保護。至今仍有觀點堅持認為，嫖宿幼女罪的起刑點是5年，強姦罪的起刑點則是3年，因此嫖宿幼女罪能夠更嚴厲的懲罰性侵幼女的行為。

　　然而，這種觀點卻忽視了一個關鍵的法治原理，那就是法律對公民權益的保護，未必總是體現為權利“賦予”，也可能體現為對特殊人群特定權利的“剝奪”。嫖宿幼女罪真正的“原罪”就在於它錯誤地賦予了幼女與其行為能力不相稱的性自主權，認為她們有權“主動、自願”地進行性交易。我們知道，14歲周歲以下的幼女是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甚至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她們對財産的處分都未必有效，又怎能賦予其嚴重關涉身心健康的性自主權？年幼的她們還根本無法真正理解性交易對她們意味著什麼，無法預見這可能給她們的一生帶來多麼嚴重的生理傷害和精神創傷。即便她們“同意”性交易，這種“同意”也應被視為無效。而嫖宿幼女罪卻暗含對幼女性自主權的認可，這樣的賦權不是保護而是傷害。

　　不僅如此，“嫖宿”二字的污名化還給本是受害者的幼女們貼上“賣淫女”的標簽，戴上“道德敗壞”的枷鎖，讓這些本應受到特殊關愛和呵護的孩子持續背負屈辱的名聲，給她們以及她們的家庭帶來巨大的精神壓力，這無異於二次傷害，對她們今後努力平復創傷、重新開啟人生道路顯然是極為不利的。

　　而更讓人們不能接受的是，現行《刑法》是將強姦罪放在刑法分則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的大類下，而嫖宿幼女罪則是放在刑法分則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的大類之下，這就將嫖宿幼女的行為從侵犯人身權利的嚴重犯罪中剝離，歸入到違反社會管理秩序、破壞社會道德風尚的範疇中，這在事實上極大地弱化了對犯罪行為的威懾和對幼女權利的保護，甚至還為犯罪分子性侵犯幼女的負罪感釋放了心理壓力。畢竟，在人們的普遍認識中，強姦是罪大惡極的，而嫖娼似乎更多的是有違風化而已，主觀惡性截然不同。

　　還有不可忽視的一點是，在性侵幼女的案件中，那些介紹、引誘、容留以及組織、強迫幼女“賣淫”的“老鴇”起到了極其惡劣的作用。然而，若性侵者以嫖宿幼女罪定罪，則“老鴇”就只構成介紹、引誘、容留婦女賣淫罪；若性侵者以強姦罪定罪，那麼“老鴇”將以強姦罪的共犯定罪量刑，而後者的刑罰比前者要嚴厲得多。因此，為從嚴打擊有組織有規模的性侵幼女案件，對嫖宿幼女行為一律以強姦定罪十分必要。

　　不容否認，法律應具有相對穩定性，頻繁修法損害法律權威，不利於法的執行。但對於立法的失誤，也必須勇於承認和糾正。取消嫖宿幼女罪，從形式上看，對幼女的刑法保護似乎又回到了1979年《刑法》的原點。然而，當今中國的法治環境和立法過程早已今非昔比，如果説嫖宿幼女罪的設立還只是立法官員和法律專家的決策，而今它的廢除則更多地聽取並回應了民意。普通公眾從立法的被動接受者成長為主動參與者，專家學者和普通民眾展開平等而真誠的探討，在這一過程中，民眾的公民意識得到強化，法治素養得到鍛鍊，這正是中國立法制度日益民主和開明的體現。從這個角度説，嫖宿幼女罪的廢除具有超越法條本身的意義。

　　關於嫖宿幼女罪的存廢之爭已然塵埃落定，但全社會保護幼女的重任還遠未完成。尤其是在我國廣大農村地區，由於家庭監護缺失，防性侵教育缺位，既沒有防範意識也沒有自保能力的留守女童就成為遭受性侵的“重災區”。往往幾顆糖果、幾塊零錢，抑或幾句恐嚇，就讓懵懂無知的孩子們成為性侵罪惡的犧牲品。兒童保護，特別是對幼女的保護是一項複雜而艱巨的社會系統工程，除了用法律兜底，政府、學校、社區、家庭都應切實擔負起監護和教育的職責，築牢保護兒童免遭侵害的第一道防線，這或許比單純強調法律的嚴懲有更大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