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下漫筆

　　紅軍長征已成近代中國一曲雄壯史詩。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全面抗戰爆發，有一支不一樣的隊伍也進行了一次艱苦卓絕的長征。與紅軍不同的是，這支隊伍由“秀才”組成，他們的總司令是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先生。這場後來被譽為“文軍長征”的壯舉歷時四載，行程2600余公里。如果説，紅軍長征的意義在於為中國革命乃至現代國家建設保存了火種，那麼，“文軍長征”則在亡國滅種的危險來臨之際，保存了讀書種子，積蓄了救亡圖存的文化力量，使民族精神延續不絕。七十餘年後的今天，翻看竺可楨在“長征路”上對學生所作之演講，依然能感受到堅韌不屈、綿遠不絕的偉大力量。

　　江西泰和城西有座蕭氏宗祠，1938年6月26日上午8點半，避難西遷的浙江大學師生聚集於此，舉行第十一屆畢業典禮。竺校長髮表致辭，要點有三：一是大學生進入社會後，在此國難時期應人人負起責任，使中華民族成為不可滅亡的民族。二是目前學校缺點在於只傳授知識，而不注意智慧，不能使人深思，以後畢業生應能慎思明辨，俾能“日日新，又日新”，以發揚而光大之。三是在社會服務，不求地位之高、薪水之優，而在於努力去幹，只要所幹之事是吾人份內應做之事。竺校長要求他的學生，“離校以後，每個人應該以使中華民族成為一個不能滅亡與不可滅亡之民族為職志。把這自強不息、奮發有為的精神，傳播于各村鄉、各城市、各機關去”。

　　一年後，1939年7月16日上午9點，浙大舉行第十二屆畢業典禮。竺可楨再次發表演講，重點依然是做人：“大學畢業生如欲為國家造福，則單求一點智識與技能，尚非最重要的目標；大學畢業生的人生觀必須確定，方能使社會事業有格外的成功。”他認為，成功並非指名利雙收，相反，讀書做事如為名為利則均有弊端，只知為社會服務、不顧名利反可獲得成功。他引王陽明的話送給即將離開校園的同學們：“君子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千百世非之而不顧者，亦求其是而已矣，豈以一時之毀譽而動其心哉。”所謂“求其是”，正是一種堅定不移地追求世間真理、恪守基本價值的節操，竺可楨指出，此乃浙大校訓“求是精神”精義之所在。

　　這並非竺可楨第一次引用王陽明的話。1938年11月1日的開學典禮上，竺可楨作《王陽明與大學生的典範》的演講，闡發了王陽明“知行合一”思想與“良知”説。演講的時間只有半個小時左右，但從竺校長的日記中可以發現，這篇開學演講做過精心準備，連續幾天，他研讀王陽明的《南贛鄉約》《傳習錄》《答顧東樵書》等著作，記在日記本上的“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為事”等札記，恰是竺校長演講之主旨。

　　再往深遠一些看，在這場“文軍長征”中，除了具體實施的總司令竺可楨，還有一個精神上的“總司令”，就是竺校長在演講中反覆提到的王陽明。簡單勾勒“文軍長征”路線圖，便能看得更加清楚。1937年10月24日，竺可楨主持校務會議，決定把二三四年級全部遷移到浙江建德去。11月11日，浙大師生分三批出發，15日全部抵達建德。12月24日，杭州陷落，浙大師生被迫遷到江西吉安、泰和。由於戰事的蔓延，半年之後，泰和也放不下學子的課桌了。竺可楨決定再次西遷，目的地是廣西宜山。1940年2月，浙大師生又進行了第四次遷徙，終於在遵義、湄潭安定下來，堅持到抗戰勝利。這支中國讀書人組成的隊伍從浙江出發，經贛南到桂北再到貴州，一路上避開大城市，專揀偏僻縣城落腳，所在多有王陽明生活之遺跡。竺可楨親自選定了這條路線以及每一個落腳點，而且曾明白告訴大家，這是一場追蹤王陽明先生的“精神之旅”。抵達廣西時，他對大家説，這次進入廣西，“正是躡著先生的遺蹤而來”，“這並不是偶然的事，我們不應隨便放過”，應該學習王明陽在艱危中立身報國的偉大精神。到貴州時，他又説：“昔王陽明先生至龍場一年，其影響所及，風化文物，莫不因而改善進步……浙大來此，尚有多年之逗留，吾人自當法步先賢，于所在地之種種設施，革革興興，盡心竭力以赴。”

　　我以為，王陽明對竺可楨的啟迪至少有兩個方面：在艱難困苦中，保持精神不墮、人格不墮，以強大的內心、充沛的自信，堅忍前行，把自己、別人和國家帶出困境；身體力行，從點滴做起，以文心激勵人心，刷新週遭環境，帶動社會往文明的方向進步。前者是強烈的歷史擔當，後者是自覺的文化使命。這兩點，正是抗戰中的中國所亟需于讀書人的，也是傳統中國的現代轉型所要求於知識分子的。這似乎也是抗戰時中國知識分子的共識。前面提到的1938年的畢業典禮上，國學大師馬一浮應竺可楨之邀為畢業生贈言。他説：“國家生命所繫實繫於文化，而文化根本則在思想。”浙大畢業生不應做“崇拜勢力，勢力高於一切”的鄉願，而應抱定一種“理想主義”，做到“剛明氣分，不墮柔暗”，“寧可被人目為理想主義，不可一味承認現實，為勢力所屈，尤其是在現時，吾國家民族方在被侵略中，彼侵略國者正是一種現實勢力。”王陽明的卓絕之處在於以一己之人生融合了學問與事功，這在歷代大儒中並不多見。而在浙大的西遷路上，王陽明的精神獲得了現代的承載形式，在竺可楨帶領下，浙大師生除了保持旺盛的精神力量，還秉承“大學教育與內地開發相結合”的原則，在贛江邊造長堤防水患，組織當地的農民墾荒，開辦識字班、學校，把文化的種子撒播到祖國的大西南。

　　日寇侵華的重大圖謀之一是摧毀中國的文化。據統計，從抗戰爆發到1938年8月底，我國的108所高校，有91所遭到破壞，10所遭完全毀壞，25所因戰爭而陷入停頓。為了保存文化血脈，許多高校長途遷徙，這是一段悲壯但又暖人的歷史，浙大的“文軍長征”只是其中之一。毛澤東總結長征時説了一段很經典的話，“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而告終”。如果我們套用一下的話，抗戰中的竺可楨率領的“文軍長征”，同樣是宣言書、是宣傳隊、是播種機，是以我民族精神和文化的勝利而告終的。今天，我們紀念抗戰勝利，切不可忘了這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