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紀事

　　九一八事變後，胡適一度主張和日本交涉，想通過和平手段和日本謀求十年的和平。但很快，他發現日本人毫無誠意，遂放棄了天真的和平念頭。

　　胡適態度的變化最早見於他1935年6月27日寫給王世傑的信。

　　在信中，胡適認為，中國必須以付出“絕大犧牲”的決心和日本作三年或四年的混戰、苦戰：“只有這樣可以促進太平洋國際戰爭的實現，也許等不到三四年，但我們必須要準備三四年的苦戰。我們必須咬定牙根，認定在這三四年之中我們不能期望他國加入戰爭，我們只能期望在我們打得稀爛而敵人也打得疲於奔命的時候才可以有國際的參加與援助。這是破釜沉舟的故智，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可以促進那不易發動的世界二次大戰。”

　　這番話表明，胡適“苦撐待變”的抗日設想已經形成。胡適是個冷靜而理性的人，他不會出於義憤主張和敵人盲目拼命或同歸於盡。以中國當時的實力不足以戰勝日本，但中國並非沒有勝機，倘若英、美等國能參戰，中國或能贏得勝利。那麼“苦撐”為“變”贏得了時間；而“變”又賦予了“苦撐”的意義。

　　1937年9月，胡適以特使身份來到美國後，到處發表演講，讓美國人了解日本在中國的滔天罪行。當然，胡適的最終願望是想通過自己的種種努力，不露痕跡地把美國引入遠東的戰局。

　　胡適赴美的第一次演講就巧妙地表露了這層意思。

　　演講的開始，胡適表明，一切中國思想清楚的人，並不期望美國捲入戰爭，但接著他話鋒一轉，指出，僅靠愛和平，保持中立，並不能讓國家置身戰爭之外。他舉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例子，當時美國一心中立，但最終還是被迫捲入戰爭。胡適強調，在擁有無線電和越洋機船的現代世界不會有孤立的國家，所以，只要戰爭持續下去，任何國家，包括美國都有可能捲入戰爭。

　　余英時認為，胡適這篇演講，“定下了他此後數以百計的講詞的基調”。他説：“這才是他作為駐美大使的主要特色，他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最大貢獻也在此”。

　　然而，精於算計的美國政府可不想輕易捲入戰爭。

　　羅斯福一度有意讓中國和日本講和。當胡適約見他商談第二次借款時，羅斯福竟然向胡適表明，他可以充當中日的調停人，建議可採用中日共管的方式來處理棘手的“滿洲國”問題。羅斯福立場突然動搖，胡適非常著急，但倉促間又不知如何説服總統，於是選擇了“回避”。接下來的四十天，他故意躲著總統，不給總統談“議和”的機會，不過，胡適暗中請朋友霍恩貝克密切留意白宮動態，並適時打消總統“議和”的念頭。四十天后，胡適意識到躲也不是辦法，於是費勁心思起草了一份給總統的“説帖”，用最婉轉的語氣説明“和議”的種種困難。在1939年10月15日的日記裏，胡適記下了起草“説帖”的良苦用心：

　　“我知道總統九月八日所説的話是在那全世界最動搖的時期，他老人家也不免手忙腳亂，所以我只用‘擋’的方法，四十天不去見總統；一面托霍恩貝克特別留意白宮的主張。

　　這個密帖是用最婉轉的語氣，説明‘和議’的種種困難。其下篇第（6）理由，即是解説總統所提東三省‘共用共管’的辦法之不能實行。因為不便明駁總統，故只列為和議八大難之一。”

　　在羅斯福立場動搖時，重慶部分高官也曾滋生了和談的念頭，倘若胡適將羅斯福“居中調停”的想法傳至國內，這些高官顯然會借此大做文章。正是胡適當機立斷的“自作主張”將雙方“議和”念頭扼殺于萌芽狀態，也就阻止了他們之間可能産生的“一拍即合”。

　　按美國的《中立法》，美國對交戰國雙方都要實行“武器禁運”。經胡適努力，美國認定，日本對中國的戰爭是“不宣而戰”，所以美國可以援助中國，但日本也可以“現購自運”的方式向美國購買武器。胡適再度與美國政府多部門頻繁接觸，最終讓美國接受了這樣一個提案：美國總統對違反《九國公約》的國家實施“全面禁運”，日本遂無法從美國購買武器了。

　　1939年，當胡適獲悉白宮已把廢鐵、廢金屬，汽油、汽油産品列入禁運物品之列後，在日記裏説“大高興”。事實上，當時日本汽油和鋼鐵的儲備極為有限，此舉對日本海軍是致命打擊。

　　日本不甘心在外交上失敗，開始緊鑼密鼓和美國談判。在其蠱惑下，美國國務卿赫爾提出一個美日過渡辦法：美國放寬對日本限制，而日本自越南撤兵，解除日本對泰國、緬甸以及中國雲南的威脅。赫爾召集了中、英、澳、荷四國大使，讓他們接受這一過渡辦法。胡適當即抗議：美國對日本的經濟制裁剛開始四個月，毫無成效，哪能就此終止；其次，日本自越南撤軍，還留下2萬5千多士兵，中國至多同意日本只能留5千士兵；更重要的是，日本只答應不攻擊雲南，但可集中兵力攻擊中國其他地方。所以，這個過渡辦法，實質上就是犧牲中國。

　　胡適還致電中國政府，要求高層以官方名義向美國抗議，並把“過渡辦法”通報給英國。英國首相丘吉爾隨後致電美國，認為“過渡方案”會導致中國崩潰。

　　在胡適的努力下，赫爾于11月26日決定放棄過渡辦法。美日談判陷入僵局。當羅斯福決定不和日本妥協後，他向胡適表達了自己的預感：美日48小時內可能爆發戰爭。一天后，羅斯福致電胡適，日本發動珍珠港事變，美國正式向日本宣戰。

　　早在1935年，胡適給王世傑寫信的那一刻就在等待的“國際的參加與援助”，終於發生了。

　　1940年10月12日，胡適致電政府，闡述“苦撐待變”的含義：

　　“適三年來論及和戰大計，總不外‘苦撐待變’四字，所謂變者，包括國際形勢一切動態，而私心所期望，尤在於太平洋海戰與日本海軍之毀滅。此意似近於夢想，然史實所昭示，和比戰難百倍，太平洋和平會議未必比太平洋海戰更易實現也。”

　　日本偷襲珍珠港，讓胡適“近於夢想”的“私心所期望”得以實現。不過，其最終實現，不是守株待兔那樣“待”來的，而是胡適通過演講、抗議等種種手段苦苦“求”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