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擇業，胡適特別強調興趣的重要性。

　　不過，即使你對從事的工作充滿興趣，要想成功，還得有天分，肯努力。用胡適的話來説，就是絕頂聰明的人，又肯下笨功夫，方可成功。

　　胡適晚年對秘書胡頌平説：“凡是有大成功的人，都是有絕頂聰明而肯做笨功夫的人，才有大成就。”

　　有天分，肯努力，但所處的環境不佳，那麼，絕頂聰明者，漸漸也會失去學習的激情和追求的熱望。結果，再聰明的人，在環境的限制下，也經不住歲月的侵蝕。胡適堂叔胡近仁就是一個例子。

　　胡近仁雖是胡適的堂叔，但兩人年齡相倣，早年讀書時，兩人成績相當，交往密切。胡適後來赴美留學，又入北大做教授，漸漸成為萬眾矚目的學術明星。胡近仁一輩子沒走出家鄉那巴掌大的地方，一直“矮人國裏做王”。既無競爭對手，又乏切磋同伴，環境閉塞，資訊不暢，久而久之，激情與鬥志消融于日常生活的雞毛蒜皮中。一個才思敏捷飽讀詩書的少年，長大後，于學術上竟毫無建樹。

　　即使天分高，肯努力，又身處絕佳之學術環境中，所取得的成績也不一定盡如人意。

　　在胡適眼中，趙元任天分極高。他和胡適是同屆庚款留美生。趙元任的成績是第二名，遠遠高於第55名的胡適。在送給趙元任的一幀相片中，胡適於相片背後題寫的一段話寄寓了他對趙元任的熱切期待：

　　“每與人平論留美人物，輒推常州趙君元任為第一。此君與余同為賠款學生之第二次遣送來美者，畢業于康南耳，今居哈佛，治哲學，物理，算數，皆精。以其餘力旁及語學，音樂，皆有所成就。其人深思好學，心細密而行篤實，和藹可親。以學以行，兩無其儔，他日所成，未可限量也。”

　　但由於趙元任興趣太廣，人到中年後，他取得的成就與胡適對他的期待不能相符，胡適充滿惋惜地感嘆：“元任是稀有的奇才，只因興致太雜，用力太分，故成就不如當年朋友的期望。”

　　胡適本人似乎也重蹈了趙元任“博而不精”的覆轍。

　　胡適弟子唐德剛對老師因興趣廣泛而耽誤學術感到惋惜，埋怨老師“撈魚摸蝦，誤了莊稼”。確實，胡適的學術名著《中國哲學史大綱》只有上卷沒有下卷，對胡適對讀者對中國的學術界而言，都是令人扼腕的憾事。

　　或許，顧頡剛是個正面的例子。

　　剛步入社會，顧頡剛就意識到自己只適合做學問。在給胡適的信中，他説：“我的性情只適於研究，不適於服務，亦不適於教育。故商務之事我固不願做，即北大研究所之事亦未嘗願做。我所以渴想回京之故，一來想避去家庭，二來想治愈濕疾，三來為參考與問業的便利。”

　　顧頡剛和傅斯年是同學。後來傅斯年主持中山大學歷史系時曾請顧頡剛去做教授，相處一段時間後，顧頡剛對傅斯年忙於政務荒疏學術頗有微詞。在給胡適的信裏，他恨鐵不成鋼地説：

　　“孟真為人，能讀書，能辦事，而太不上軌道。他的多才多藝適使他毀壞了自己。我們屢屢諷他，但他終不能聽。”

　　胡適認為“小草窩裏出頭，矮人國裏稱王”，會毀了一個人。顧頡剛早就意識到這一點。在中大做教授時，顧頡剛薪水不低，地位亦高。但他卻想盡辦法離開那裏重回北京。主要原因就是不想“小草窩裏出頭，矮人國裏稱王”。

　　在給胡適的兩封信中，他都提到這一點。

　　“到了廣州，在小雞裏做鳳凰，甚怕有墮落的危險。……故薪金雖多，亦不留戀了；學生雖依依，也顧不得了。”

　　“所以一定要脫離廣州，回到北平，即是‘寧為牛後，毋為雞口’的意思。因為北平前輩甚多，青年們罵不到我，也捧不到我，容許我安心讀幾年書，打好我學問的基礎。”

　　正因為心無旁騖，學有專攻，且一直身處學術中心北平。顧頡剛的學問與日俱進。僅從學術建樹來説，顧頡剛後來居上，不僅把傅斯年甩在身後，甚至超越了老師胡適。

　　雖然顧頡剛的學問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超過了老師胡適。但從社會貢獻這方面看，他遠遠不如身兼多職熱衷公共事務的胡適。

　　胡適做過駐美大使，歷任北大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他對中國外交、教育、學術方面的貢獻，顧頡剛望塵莫及；胡適辦過報刊，四處演講，為推進中國民主化進程所付出的努力，顧頡剛也難望其項背。

　　胡適投身公共事務，不惜為此犧牲自己的時間和精力，當然是因為他責任心強。一腔熱血使他常常走出書齋，荒廢了學術。一次，為辦《獨立評論》，他夜裏十點寫文章《信心和反省》，直到淩晨四點才完工。妻子江冬秀心疼丈夫，責怪他不愛惜身子。胡適回答：“我七天之中，把一天送給《獨立評論》，不能説是做了什麼有益的事，但心裏總覺得這一天是我盡了一點公民義務的一天。所以我每到兩三點鐘上床時，心裏總覺得很好過；若是那一天做了一篇比較滿意的文章，心裏更快活了。”

　　可知，胡適學問的“不長進”，正是他為國家為大眾所做的犧牲。我們為此惋惜可以，但不能責怪，而應敬佩。

　　那麼，胡適為何能犧牲自己的學術投身公共事務呢？我想，這是因為他們雖熱愛學術，但也有“不做自了漢”的志向。

　　胡適父親最佩服的一個人是上海的張煥綸先生。張煥綸教人的宗旨就是一句話：“千萬不要僅僅做個自了漢”。胡適的為人處世受這句話影響頗深。

　　1935年7月3日至7日，胡適帶著次子胡思杜，和任叔永、陳衡哲夫婦等人，作平綏路全線旅行。火車上蒼蠅多，胡適和兒子比賽打蒼蠅，還賦詩一首：父子打蒼蠅，各出一身汗。堂堂好男兒，莫作自了漢。

　　兒子那麼小，胡適就向他灌輸“莫作自了漢”的思想。

　　倘若躲入書齋，精研學問，那麼，學術成就再大，也不過是一個胡適不屑為之的“自了漢”；現在，他犧牲自己的學術，為國家、民族、大眾付出更多的心血，雖然自己的著作不少成了爛尾樓，但對社會和國家的貢獻卻不是一個“自了漢”所能比的。

　　安於書齋，傾心學問，像顧頡剛這樣一心搭建自己的學術大廈，固然無可厚非，甚至令人稱道；而走出書齋，投身社會，像胡適這樣不做自了漢，更值得我們欽佩和敬仰。

　　唐德剛説胡適“撈魚摸蝦，誤了莊稼”，而我要説，胡適不做自了漢，雖瘦了自家的學術之樹，卻肥了社會的公共之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