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瞻後望

　　開欄的話

　　對於一些重要事項的決策或決斷，往往有諸多考量，甚或思想交鋒；而其成敗得失、效用影響，亦常令後人深長思之，嘆之鑒之。今起本版新辟“前瞻後望”一欄，敬請讀者朋友垂注。

　　人類在20世紀經歷了兩次慘烈無比的世界大戰。這兩場戰爭于道德意義上講或許是一種倒退，但的確也促進了代表20世紀特徵的大科學的發展。按照英國科學史家帕特麗西雅·法拉的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有毒氣體和爆炸物的化學家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則是雷達、電腦和炸彈的物理學家戰爭。特別是“曼哈頓計劃”主導下原子彈的出現，在終結二戰的同時，亦將科學推進到了一個令人激動而又恐怖的時代。

　　這與20世紀30年代原子物理學研究取得的新進展和劍拔弩張的歐洲戰事密切相關。當時，對不穩定元素的探索很快就引導科學家揭示出原子核裂變及鏈式反應原理——放射化學的創始人、德國物理學家奧托·哈恩在1938年發現，某些重元素（例如鈾）的原子核能夠發生裂變。隨即奧地利物理學家麗絲·邁特納給出了理論解釋，並通過計算指出，核裂變應放出大量的能量。

　　這一結論在科學界引發了劇烈的反響。1939年4月，德國化學家保羅·哈特克致信納粹德國作戰部，稱核裂變將“多半有可能産生一種爆炸物，比傳統炸藥的威力高若干數量級……第一個利用它的國家將具有其他國家無法超越的優勢。”這一年的夏天，德國專門成立了研究核裂變軍事用途的研究所。同年9月1日，德國侵略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遠在大洋彼岸，逃出納粹魔掌後來到美國的兩位匈牙利裔物理學家利奧·西拉德和尤金·維格納（196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更鮮明地預見到了核裂變在政治和軍事上的意義，而且十分擔心納粹德國會搶先創制出那種威力巨大的新型炸彈。當時有秘報説，德國已禁止被其佔領的捷克出口鈾礦石，並可能會從比利時殖民地剛果將鈾買斷。西拉德想到他的老朋友愛因斯坦跟比利時王后熟識，可以通過後者向比方發出警示，便與維格納于1939年7月16日驅車去往紐約附近的長島，拜訪了這位正在此地避暑的大人物。

　　愛因斯坦聽西拉德解釋完由核裂變釋放出的中子，如何能夠使鈾石墨堆發生爆炸性的鏈式反應後，插話説：“我從未想到這一點！”接著他建議不如給他認識的一位比利時政府部長寫信。這時維格納提出異議：他們三人都是外來“難民”，不跟美國政府打招呼就給一個外國政府寫信談論秘密的安全事務，恐怕不妥。商量的結果，是以愛因斯坦的名義給比利時大使寫一封信，再給美國國務院寫一封附信。

　　幾天后，西拉德由人牽線，拿著愛因斯坦的信見到了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朋友和顧問、經濟學家亞歷山大·薩克斯。對方掂出了此事的分量，提出應直接將信送呈白宮，並表示願意親自遞交。於是，西拉德由另一位匈牙利裔物理學家愛德華·特勒（後來成為美國“氫彈之父”）陪伴，再次前往長島，與愛因斯坦商議修改信件，直陳利用原子核的鏈式反應製造新型炸彈的可能性，並建議政府方面迅速採取行動。

　　然而，薩克斯遲至10月11日才有機會走進總統辦公室。好在他很懂得談話技巧，扯扯閒話就把他想表達的意思道了出來：年輕的美國發明家羅伯特·富爾頓曾向拿破侖遊説，要為他建造一種以蒸汽機驅動而不必用帆的新型輪船，這樣他的艦隊就可以在任何氣候條件下登陸英國。可法國皇帝覺得這純屬無稽之談，把它撂到了一邊。要不然，19世紀的歷史進程恐怕就會是另外一個樣子了。

　　羅斯福聽完這個故事，若有所思。薩克斯順勢將他在總結愛因斯坦信件、西拉德備忘錄部分內容基礎上專門撰寫的一份800字概要，大聲讀了一遍。總統問：“亞歷克斯，你是希望納粹不會把我們炸掉？”薩克斯答道：“正是如此。”羅斯福即刻招來私人助理，説：“我們需要行動。”

　　當天晚上，一個由國家標準局局長萊曼·布裏格斯負責協調的專門委員會成立，還制訂了規劃。10月21日，鈾委員會在華盛頓召開第一次會議，西拉德、維格納和特勒（三人後來被戲稱為“匈牙利陰謀集團”）應邀出席。會議開始，西拉德指出，為了形成一次鏈式反應，需要撥款去進行實驗，還要獲得鈾和石墨的供給。可是，出席會議的陸軍和海軍代表卻表現出相當的冷淡，言語中甚至還帶著輕蔑和譏諷。

　　起初項目進展很慢，維格納抱怨説政府工作“就像是在糖漿裏游泳一樣”。1941年12月6日，美國政府下定決心，正式大量撥款研製原子彈，啟動了超級保密的“曼哈頓計劃”——這是世界上通過立法實施的第一個大科學項目，也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科學研究項目，逾千科技精英陸續參與進來。第二天，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太平洋艦隊損失慘重，也終於將美國拖入戰爭。4天后，德國對美國宣戰。

　　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什麼任務比全面研製原子彈更重要了。科學、政治、工業和軍事利益由此完全交織在一起，在短短幾年時間裏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奇跡，成為“制度化戰時科技”的第一個成功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