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他和它，是因為報刊上的一場空前激烈的爭論：有人認為《紅樓夢》是一部最乏味、最看不下去的小説；而另有人（不乏重量級的大腕）則義憤填膺，斥對方幾近無知，不可容忍，差不多到了口誅筆伐的地步。

　　我覺得這種勢同水火的對立是正常的，也是很平常的。對於文學作品，一般而言，有兩種讀者反應：一種是理性的，或者説是學術型的；另一種是非常權威的，甚至是情緒化的。這是由讀者的性情、價值觀、人生經歷、藝術色調等因素所決定的，反應有差別沒什麼奇怪，極端的“好”與“不好”（“好”為去聲）雖屬少數，卻也不必厚此薄彼。説實在話，我在大學讀書時，作為中國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紅樓夢》，當然是教授指定的必讀書，結果我斷斷續續讀了十年之久才算讀完，較之讀《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的進度慢多了。

　　但隨後若干年直到現在，我對《紅樓夢》的總體感覺還是很理性的，（當然只能説是我個人的“理性”）。

　　怎能想像：舉家喝粥，一家之主還要經常賒酒，仍要咬緊牙關堅忍地寫，寫下去，將昔日的錦衣玉食與現實中的清貧對接，而敝屋寒風吹走了廉價的宣紙，畢生血淚與更漏同一節奏地滴滴……直到最後一息，所幸滴成了八十回精品。

　　西山的紅葉，飄走了200多年的時光，百年來，對此處的探秘之聲不斷，有人進入字裏行間就迷路，有堪稱泰斗級的大學者也説越研究越糊塗。好像誰進了大觀園，誰就可能變成劉姥姥。

　　作品蘊含的總體思想眾説紛紜，莫衷一是。多少年來，從巨人到普通士子都想作出一錘定音、切中本質的結論，從反映的是階級鬥爭到其實是個人和家族的興衰史，為已薄西山的夕陽譜上一曲難以追回的輓歌，等等。至於還有説寫的是寶黛“雙水分流”之類，早在上世紀50年代就被批得體無完膚。總之，這各種各樣的觀點與結論，好像大都是跟著自己的感覺走。所以直到現在，也還沒定位於一個大家都服得五體投地，沒有任何雜音的無可挑剔的結論。

　　言及此，我不由想起當年在天津一家出版社工作，作為副總編，分管一本專門研究《紅樓夢》這部書的刊物。這是由北京的一家研究機構編纂，由我們社出版的雙月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連出了好幾年，有關這部書的方方面面都研究一遍，以致連大觀園的原型到寶玉的頭髮都蒐求到了；有的不僅發了單篇文章，研究者還另出了皇皇巨著。記得有的還考證過在曹雪芹生活的那個時代賒酒是怎樣的賒法。作者還無限感慨説，幸而今人再也不需賒酒，趕上臘八節還能喝上五香的臘八粥……

　　看來創作者和研究者很有“挖一口深井”的探求精神，但似乎不宜在一書上過細死摳；如果連賈寶玉的通靈寶玉的重量以及這位貴公子的頭髮有多少根也鑽研，就不值得讚賞了。

　　其實，對一般人而言，了解這部著作是真正的才子書，一部耐得品味的雅俗共賞的稀世名著就差不多夠了。至於不同的讀者對其喜好的程度，是嗜愛如命還是興趣不那麼濃烈，真的不必作一律的要求。有所遺憾的是此書早出了200多年，沒有趕上茅盾文學獎；至於諾貝爾文學獎，按人家規定已上天堂的作家的作品不在其列，沒得也罷。

　　《水滸傳》“逼”字當頭及其他

　　關於水泊梁山的原址，至今正在爭論不休，到底為啥？也許是為了持續火爆的旅遊。其實山東梁山縣早已宣佈經典的梁山英雄聚義地就在這裡，而且就連梁山大寨的主要關口盡都有了著落，還有啥可質疑的，但絕對認真的考據者並不以為然，他們重的是學術層面的鐵證，而不是民間傳説和旅遊方面的必備設施。

　　筆者不是進行這方面考據的專家，從文學藝術角度上，我更看重小説作者靈感觸發的點燃。基於此，前些年我在施耐庵故鄉江蘇大豐的白駒鎮，就看到一處一望無際的水泊，堪稱是：浪裏白條時隱時現蓼兒洼，蘆花俯仰信風報清秋。莫非是，耐庵先生最早獲得靈感的由頭？

　　中國話本小説難得之處在於，並不十分重事件發生的具體確切地點，而更在乎故事中人物活動的環境與性格。固然在北宋末年發生過宋江等三十六人橫行齊魏的起義，但無論是故事梗概還是宋江的行跡作為與《水滸傳》相去甚遠。看來無論是基本上依史實創作的小説，（如《三國演義》）能夠成功，還是與人物活動經歷差異較大者（如《水滸傳》）同樣也可以創出傑作。了不起的是，作者深諳文學藝術如何反映出生活的“奧秘”，在民間傳説和話本流傳的基礎上游刃有餘地提升至經典文學的高度。中國古典文學家的想像力和藝術提煉功夫已非常純熟，將後世人們概括出來的“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通過他們筆下的人物形象體現得淋漓盡致。

　　一部書蘊含的基本思想與主要人物活動最本質的“扣子”密切相關。《水滸傳》一開卷就“逼”字當頭：一個“逼”字，草料場一把大火斷了林沖僅存的幻想，酒葫蘆再也澆不了愁；一個“逼”字，為兄報仇手刃喋血的武松永遠告別了熏著親情氣息的紫石街；一個“逼”字，缽兒大的拳頭打死鎮關西只有一個走，從此魯提轄變成了魯智深；一個“逼”字，潯陽樓上題反詩的宋江死裏逃生，不得不暫時中斷首鼠兩端的“及時雨”生涯……還有一個“逼”字不是來自他方，而是梁山為賺人上山入夥由軍師吳用略施小計實現的：這類有玉麒麟盧俊義、金槍手徐寧等等，就連縣衙都頭美髯公朱仝也是。這類“逼”字總叫人有點哭笑不得，仔細品咂還有點不是滋味。

　　但無論是何種情況“逼”上來的，在太尉高俅眼裏面，這夥人通通都是賊寇；相反，在這些人眼裏太尉高俅除了作惡就會踢球，至今人們也許仍然都不明白：踢球的技能與太尉這行當之間有何關係？你端王（後來的徽宗）對高俅再欣賞，委他一個蹴鞠協會會長就很可以了，幹嗎讓這麼個人，絕對的外行坐在太尉位子上發號施令？

　　其實在“道君皇帝”心目中，也許太尉這差事存個腦袋就幹得了，而踢球侍奉卻真是人才難得。一隻神奇的腳便能使他心花怒放，無酒也可澆愁，跟畫花鳥畫瘦金體書法一樣開心，對這位趙官家而言，國門牢不牢可以充耳不聞，而球門那邊卻需高俅這樣的蹴鞠健將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從這個意義上説，這之後的靖康之變（西元1127年），金兵入侵，徽欽二帝當了可憐的戰利品，那撞破汴京城門的，不只是金兵的鐵騎，還應該有高俅在高處的臨門一腳。此後800多年，外國有位鐵腕説過一句“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這“內部”，恐怕不僅是一般的內奸內鬼，也還包括奢靡和腐敗。城磚一塊塊被竊取，總體也會全部崩塌的。

　　當然話又説回來，今天僅存的宋徽宗趙佶的花鳥畫，拍賣中高至數以千萬計的天價，那又是另一回事，假如高俅的球靴貨真價實，還能在今天神奇地被發現，也未必沒有人光顧，其價格雖不及花鳥畫，恐亦不菲。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