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第9屆茅盾文學獎評選結果揭曉：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王蒙的《這邊風景》、李佩甫的《生命冊》、金宇澄的《繁花》、蘇童的《黃雀記》這5部長篇佳作最終勝出。

　　在這5部作品中，《這邊風景》是著名作家王蒙在80歲高齡時完成的新作。王蒙曾在1986年當選過中共中央委員，任中國作協副主席、書記處書記，同年6月起至1989年，任文化部部長。這是王蒙第一次獲茅盾文學獎。而此前獲得提名的作品還有林白的《北去來辭》、紅柯的《喀拉布風暴》、徐則臣的《耶路撒冷》、范穩的《吾血吾土》和閻真的《活著之上》，但這幾部作品最終落選。

　　王蒙：好事兒不會嫌它晚

　　在81歲時首度獲得茅盾文學獎，王蒙笑言：“很抱歉、很不好意思，跟讀者的期待相比，我應該寫出更多、更好、更新的作品。不過，也有句諺語，好事兒不會嫌它晚。”與此同時，王蒙還在採訪中談到了他認為的真正的文學。

　　真正的文學充滿力量

　　我想念真正的文學，提供高端的精神果實，拷問平庸與自私，發展人的思維與感受能力，豐富與提升情感，回答人生的種種疑難，激起巨大的精神波瀾。真正的文學，滿足靈魂的饑渴。真正的文學，讀以前與讀以後你的人生方向會有所區別。我相信真正的文學不必迎合，不必為印數操心，不必為誤解憂慮，不必為僥倖的成功胡思亂想，更不必炒作與反炒作。

　　真正的文學有生命力，不怕時間的煎熬，不是與時俱逝，而是與時俱燃，火焰不熄。它經得住考驗掂量，經得住反覆爭論，經得住冷漠對待與評頭論足。不怕棍棒的揮舞，不怕起鬨的浪濤。

　　真正的文學充滿生活，充滿愛情，充滿關切，充滿憂思與祝福。真正的文學充滿著要活得更好、更光明、更美麗的力量。作家需要盯著的是大地，是昭昭天日，是歷史傳統，是學問與思考，是自己的海一樣遼闊與深邃的心。

　　對話

　　記者：首先想請您介紹一下這部獲獎作品《這邊風景》。這部您39歲時在新疆開始創作的作品，卻于80歲時才出版，按照您自己的説法，“好比是80歲的王蒙看到39歲的王蒙”。

　　王蒙：上世紀60年代，在我處於逆境的時候，我下決心到邊疆去，到農村去，破釜沉舟，重新打造一個更寬闊也更堅實的寫作人，打造一個煥然一新的工農化的寫作人。按當時的認識，我必須寫工農兵，只有寫工農兵才有出路。我很快與農民打成一片，講維吾爾語，讀維吾爾文書籍，背誦維吾爾文毛主席語錄與“老三篇”。我住在老農阿卜都熱合滿·奴爾與黑力其汗·烏斯曼夫婦家。我住的一間小屋，在我到來以後，燕子飛來做了巢，每天我與呢喃的燕子一起生活，農民們從這一點上認定我是一個善良的人。

　　我愛生活，我愛人民，我愛不同的環境與新鮮的經驗，我愛雪山與大漠，湖泊與草原，綠洲與戈壁灘。我得到了愛的回報。當地的農民喜歡我。

　　你可以説我是在特殊處境下做出的不一般的選擇，但是我選擇了，我做到了，我仍然充滿生機，愛戀著邊疆的對於我來説是全新的一切：伊犁河、大湟渠、砍土鏝、水磨，還有情歌《黑黑的眼睛》；尤其是各有特色的族群：漢、回、維吾爾、哈薩克、烏茲別克、錫伯、俄羅斯；還有馕餅、拉條子、哈密瓜與蘋果園。我曾經説我在新疆16年，完成著維吾爾語“博士後”的學業。我至今回想起這一切，更要強調説，新疆各族人民對我恩重如山。在困境中，是那裏的人民保護了我。

　　於是有了《這邊風景》，我確實書寫了大量的有特色的生活細節。勞動、夏收、割草、揚場、趕車……我寫了人民公社時期的奮鬥、挫折、懶漢、積極分子；我寫了邊疆歷史的風風雨雨、恩怨情仇，我寫了那裏大異其趣的衣食住行婚嫁。

　　討論作品的時候，有學者説他們看到了西域的清明上河圖，有的説邊疆生活細節排山倒海。一位維吾爾族女教授説：作家把他的心交給了我們，新疆各族人民也就願意把心交給他。

　　記者：請談談獲獎後的感受。

　　王蒙：此書的得獎最讓我感謝的是它將有利於人們關注新疆，了解新疆，熱愛新疆，走近新疆。

　　41年前動筆寫的書，37年前基本定稿，兩年前出版，現在受到了關注。毋庸置疑，寫作的年代與當下區別很大，寫作時有各種的局限性，可以説當時的寫作是戴著鐐銬的舞蹈。然而，只要下了苦功，有了刻骨銘心的生活經驗，有了血肉相連的感情交融，有了親近大地的匍匐與諦聽，有了對於人民音容笑貌的細膩記憶與欣賞，你寫出來的人、生活、情感，就能突破局限、擺脫鐐銬、充滿真情、充滿趣味，成就你所難以預見的閱讀的厚味與快樂。

　　格非：與歷史片段對話

　　寫長篇是一件曠日持久的事情。《人面桃花》《山河入夢》《春盡江南》這《江南三部曲》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構思，在寫的過程中不斷有新的想法、新的敘事“溢”出來，但又不能推倒重來，原來的構想也捨不得放棄，所以一邊寫，一邊尋找平衡，既回應前面的很多線索，同時又把新的異質性內容放置進去，突破和妥協都在其中。

　　而“溢”出來的內容又成為我手頭正在寫的一個新長篇的“引子”，那就是《江南三部曲》未及展開的上世紀60年代我在鄉村的童年經歷。告別鄉村已經很久了，經過充分的記憶沉澱，現在再來講述反而更合適。曾經的家鄉現在是工業化城市中常見的“新區”，少有人提及它從宋代起就存在於長江邊的歷史，再不去寫，它可能真的就悄無聲息地湮滅了。

　　我寫長篇，偏愛這些有意味的歷史片段。《江南三部曲》構思之初聚焦的就是辛亥革命前後、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新世紀之初這三個歷史片段。

　　每個片段都是完整的世界，承載著非常重要的歷史資訊和歷史判斷，很多故事只有放入歷史中，和其他事件相比較，才能顯出它的意義和作用來。文學超越直接描摹的地方就在於，它有往前看和往後看的視角，往前是一種想像力，往後意味著一種冷靜的觀察力，試圖看清曾經走過的路。對當下的中國社會來説，往後看尤為必要，因為歷史不僅沒有終結，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重要。

　　個人的“歷史片段”未嘗不是如此。回過頭來看，上世紀80年代的新奇、衝動、走極端甚至淩空蹈虛，給我的創作打上了特立獨行的印記，但也留下了過於注重技術修辭的隱患；這30年來，對普通人與普通生活的“發現”讓我打破了通俗與精英二元對立的思維，這種觀念的變化無疑會反映到創作中來，成為我個人文學觀念的一種重要調整。

　　歷史感的獲得，讓我不斷反省作為一個作家，自己究竟是在用什麼樣的眼光打量現實、描繪現實，批判意識也罷，抒情傳統也好，可能都有自己生存體驗的影子。歸根結底，我們是用自己的眼睛在與時代、社會和記憶對話。

　　金宇澄：“愛以閒談而消永晝”

　　一部長篇從初稿到完成，到交付第一讀者——出版社編輯，聽取意見，再到出版，最後到獲得讀者的評論，這個過程一般要經過幾年的時間。《繁花》走的是另一條路，從初稿500字起，就開始接收網上不間斷的讀後感，一直伴隨它到最後的完成。這是網路現場的魅力——寫作是給讀者讀的，寫了之後可以立刻被閱讀，寫完一段就能獲得讀後感，這對作者來説，是極為愉快的感受，一種始終被閱讀的奢侈。

　　在網上寫小説不用真名，同樣來自連載的傳統，這是一種非常打開的狀態。作者仿佛換了一個人，那麼愉快又那麼迫切地去回憶，這是平常很難有的機會——忽然之間，你所有的名目都消失了，你不再是你。但你又始終在讀者的關注下，每天寫一節，每一節的結尾處理就會有一種現場感——作者非常緊張，又有高度的表現欲，與讀者之間是吸引與被吸引的關係。雖然《繁花》初稿經過數次改動，但成書後節與節的劃分仍然保持了原貌，現在書中的每一節都是當時每一天寫的，這同書齋裏獨自寫作時每一節的處理完全不同。

　　意識到每天的更新文字，始終暴露在讀者眼前，那種愉快的程度難以言表。或者説，讓你産生出一種超常的謹慎和警敏，調動全身心投入，逼出自己所有的經驗和力量，仿佛什麼沉睡的記憶都醒過來，進入了一種更安靜也更喧鬧的狀態裏，與你的人物故事一起緊密呼吸。最佳的階段，是你變得心事重重，茶飯不思，寢食難安，不吐不快。我常開玩笑説，這大概類似懷孕的感受，整個人都不對了，不過是一種幸福。

　　此外就是閒談，就是中國傳統的“愛以閒談而消永晝”。我眼中的作者和讀者，確實需要這一類閒散的空間。我喜歡博爾赫斯的看法：“正如《一千零一夜》一樣，旨在給人感動和消遣。”對讀者來説，感動和消遣是閱讀最重要的部分，是文學允許的一種方向。記錄生活的特殊性和平凡性，是文學永恒的方向。

　　蘇童：從沒離開這條街

　　“香椿樹街”是我作品中的一個重要的地理標簽，我從來沒離開過它，從這條街上我時常回頭看自己的影子，向自己索取故事。我期望這條街能夠延展，能夠流動，因為流水不腐。有人擔心這條香椿樹街會顯得狹窄短促，我從未擔心過。

　　我描繪勾勒的這條街，最終不是某個南方地域的版圖，而是生活的氣象，更是人與世界的集體線條。我固守香椿樹街，因為我相信，只要努力，可以把整個世界整個人類搬到這條街上來，而我要做的，就是讓沒有喧嘩權利的語言，齊心協力順流而下，把讀者送到這條街上來。

　　好多年前，我熟悉的一個特別靦腆的街坊男孩，令人意外地捲入了一起轟動街頭的青少年輪姦案，據説還是主犯。男孩的父母一直聲稱兒子無辜，為此跑斷了腿，説破了嘴，試圖讓當事的女孩推翻口供，未有結果。那個靦腆男孩多年後從獄中出來，混得不錯，性格依然很靦腆，人到中年之後，我遇見過他，有機會刺探當年的案底，追問他的罪與罰是否真實公平，卻始終沒有那份勇氣。

　　好在有小説。我把他寫進了《黃雀記》。

　　小説裏有自由。自由給小説帶來萬能的勇氣，也帶來了最尖銳的目光，它可以幫助我們刺探各種人生最沉重的謎底。

　　不過，讀者對文字始終是警惕的，充滿拷問意識的，當你要模糊“所有格”的時候，他們也許恰好要厘清，那是誰的生活，誰的社會，誰的思想？讀者與作家面對一個共同的世界，他們有權利要求作家眼光獨到深刻，看見這世界皮膚下面內臟深處的問題，他們在沉默中等待作家的診斷書。而一個理性的作家心裏總是很清楚，他不一定比普通人更高明，他只是掌握了一種獨特的敘述技巧。

　　李佩甫：

　　找到自己的平原

　　“我是一粒種子。”這是《生命冊》的第一句話，我曾經花了一年時間，廢掉幾萬字，就為了找到它。我要通過這“第一句話”來決定整部作品的語言基調和情緒走向，確立這部小説的寫作方向。

　　“平原三部曲”之間是遞進關係，我期望一次比一次更深入地向平原發問。繼《羊的門》《城的燈》之後，收官之作《生命冊》無論從寬闊度、複雜度還是深刻度來説，都是最具代表性的。

　　平原已經不僅僅是生我養我的地方，也是我的精神家園，我的寫作領地。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熟悉的環境和領域。我的寫作領地是平原。

　　我説的平原以豫中平原腹地為根基，這裡一馬平川，人口密度大，無險可守，歷史上災難深重。這裡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經人工開掘過的，到處都是人的痕跡。找到了我的“平原”，就有了一種“回家”的感覺。我作品中的每個人物，都是我的“親人”，當我寫他們的時候，我是有疼痛感的。因為，實實在在地説，我就是他們中的一個。

　　就《生命冊》而言，我寫的是一個“背著土地行走的人”，著力於寫他的“背景”、他的“土壤”。這裡所説的“背景”，是指平原上一個名叫“無梁”的村莊。這個村莊是虛擬的。作品中的“我”（吳志鵬）是從無梁走出來的知識分子，他從鄉村一路走來，身份也一直在變，從大學老師、北漂槍手到南方股票市場上的操盤手，再到一家上市公司的藥廠負責人……可他不是一個人在行走，他是背著一個鄉村在走。

　　近年來，社會生活發生了高速螺旋式的變化，常常使人目不暇接，甚至目瞪口呆。

　　在平原，農民已逐漸演變為流動著、遷徙著的人，在大變革的潮流中被裹挾著四處奔突，過著一人帶一家、一家帶一族、一族帶一村，先漂泊後定居的複製式、印染式的生活。這是連根拔起的一種生活，是疼痛與憧憬並存的一種生活。當我們吃飽飯後，卻發現大地已經滿目瘡痍，我們已經喪失了詩意的“家園”，人類怎麼與土地、與大自然和諧相處，不再是一個老話題，而成了一個迫切需要面對的新命題。

　　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

　　《這邊風景》 王蒙

　　從1963年起，王蒙開始長達16年的新疆生活，而這部70多萬字的長篇巨作也是描寫關於新疆的故事，是王蒙1974年至1978年間在新疆創作完成的，近期被重新梳理，于2013年正式出版。小説中描寫了多民族、多文化的新疆地區所發生的趣事。

　　《江南三部曲》 格非

　　《江南三部曲》由《人面桃花》、《山河入夢》、《春盡江南》3部長篇小説構成，三部作品總共超過87萬字。

　　小説講述了晚清末年、民國初年江南官宦小姐陸秀米與時代夢想、社會劇變相互糾纏的傳奇人生。

　　《繁花》 金宇澄

　　2012年8月，在《收穫》雜誌長篇專號上，金宇澄將原本33萬字的《上海阿寶》刪掉2萬字，改名為《繁花》登載。雜誌脫銷，只能加印。後《繁花》出版成書，書一齣版就以橫掃的姿態拿到了當年幾乎所有長篇文學大獎，並以超過30萬冊的銷量迅速成為暢銷書。

　　《黃雀記》 蘇童

　　小説《黃雀記》寫香椿街的往事，故事情節在保潤、柳生和仙女之間展開，進而點出作品的核心。該作品通過3個不同的當事人的視角，組成三段體的結構，寫他們後來的成長和不停的碰撞，背後是這個時代的變遷。其主題涉及罪與罰，自我救贖，絕望和希望。

　　《生命冊》 李佩甫

　　《生命冊》是李佩甫“平原三部曲”的壓卷之作，其中既有對20世紀後半期政治運動中鄉民或迎合或拒絕或游離的生存境況的描摹，亦有對鄉人“逃離”農村，在物欲橫流的都市誘惑面前堅守與迷失的書寫。

　　（據《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