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記者 程喆

　　為人師表的老師成了披著羊皮的狼。尤其是在農村地區，由於家庭監護和教育不到位、學校教育和管理不力，校園性侵案的發生。如何保障未成年人的權益和身心健康，人們應該思考的不僅是師德問題，還有更多的社會問題。

　　校園本應為一片成長的凈土，近年來，性侵案卻呈上升趨勢。2013年，以“海南校長開房門”為中心，20天內出現了8起受關注的校園性侵案。然而，這並不是針對學生性侵案的終點，更加惡劣的事件依然層出不窮。

　　2015年7月，寧夏12名幼女在村裏的幼兒園被教師黃某性侵一案曝出。在僅有100多戶人家的村莊中，這意味著1/10的家庭受到了傷害。8月，對於備受關注的“雲南省昭通市鎮雄縣木卓鄉墨黑小學老師陸某涉嫌強姦多名女生”一案，鎮雄縣政府新聞辦回應稱，犯罪嫌疑人陸某因涉嫌強姦，現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校園是性侵學生犯罪的“高危場所”，且熟人作案多、學校監管弱、農村更薄弱。 有人參考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中國教育報》的材料，對近年來340起女童遭性侵案統計分析後發現，70%的性侵案發生在校園裏；另外，有60%的性侵案發生在農村，老師和校長施害多，侵害的時間一般持續兩三年。施害的手段以威脅恐嚇為主，其次則是物質利誘和欺騙。

　　在這些案件中，有的是女兒向父母報告了問題，父母卻不相信或者忽視了，結果導致侵害持續了很久；有的則是父母觀察到子女不對勁兒，經過反覆做工作才獲取事實真相。由此可見，家庭這道防線有多重要。由於監管不力等，往往在鄉村和城鄉接合部更容易發生問題。

　　另外，女童遭受性侵害折射出學校教育理念的落後，學校性教育方法單一且教育效果不好。有些農村學校沒有專門開設性教育課程，也沒有相關教材。性侵害發生在學校中並且男老師可能就是性侵嫌疑人，則反映出學校管理不力、監督不到位和安全防衛能力不足。

　　此類案件頻發，不得不讓人們反思教師門檻問題。2013年，中共中央組織部、宣傳部和教育部黨組聯合印發的《關於加強和改進高校青年教師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見》提出，我國將把師德表現作為教師年度考核、崗位聘任（聘用）的重要標準，建立健全青年教師師德考核檔案，實行師德“一票否決制”，並搭建行之有效的師德投訴、舉報平臺，將違背師德的行為消除在萌芽狀態。

　　這一初衷是好的。但這項政策並不完全被人看好，因為有一個核心問題必須解決：師德究竟如何評價，由誰來評價？若這個問題得不到解決，可能就很難收到預期的效果，甚至陷入“走程式，行過場”的形式化敷衍困境。

　　而且更加諷刺的是，有性侵行為的教師在暴露前往往都是“師德楷模”，被性侵的孩子因為懼怕等，通常不敢主動指出老師的失德行為。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強調，校園性侵案本質上不是師德問題，而是法律問題，是司法介入不夠導致的。通過行政手段將這些納入師德規範，實際上是對師德的一種“矮化”，應進一步厘清法律和師德規範的關係。

　　想要杜絕這類事情發生，必須用法律武器應對這種行為。而當下，這方面法律的缺位十分嚴重，有關“姦淫幼女”的定義依然比較狹隘。“姦淫幼女”的適用範圍小帶來的最大問題就是，大量的姦淫幼女罪只能退而以猥褻幼女罪定案。《刑法》規定，只有行為人在“聚眾或者在公眾場所當眾猥褻兒童”時才將被處以5年以上有期徒刑。從量刑上看，“猥褻”比“姦淫”要輕。2013年“海南校長開房門”事件發生後，海南省萬寧市警方公佈消息稱，犯罪嫌疑人並未與6名女生發生性行為，遂以涉嫌“猥褻兒童罪”逮捕，就引發了輿論的質疑。

　　由於法律的不完善，很難將其定性，這就給嫌犯的處罰帶來影響，處罰過輕不足以震懾犯罪分子。

　　在每年兩會上，關於保護兒童的提案都有很多。比如有人大代表提出，在《未成年人保護法》中新增“防範校園性侵”。歌手韓紅今年第7次帶來了關注農村留守女童性安全的提案，建議讓性安全教育進課堂，對曾經有性侵的教職員工“零容忍”等。

　　7月27日，針對時有發生的兒童性侵事件及目前存在的制度空白，全國婦聯再次呼籲，要求加快完善兒童保護的法律制度，強化《刑法》等法律對未成年人特別是幼女的保護，嚴懲性侵女童犯罪。

　　廣東高院則建議，構建一套校園性侵害的預警系統和應對系統。預警系統包括對校園性侵犯罪高危地點、高危人員的預防，如禁止教師在私人場合對學生進行單獨的輔導和與之談話，當必要時可在教室和辦公室裏安裝監控設備；應對系統則包括校園性侵害發生後對受害者的保護、對犯罪嫌疑人的監控、及時與有關部門聯繫、保護現場及相關證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