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島在人生的前幾十年一直被賦予旗手的位置，壓力和誤讀都同樣的大，而最近10年得以默默整理自身。

　　“遠離故鄉是忠於大地的保證”，不熟悉北島先生的人，不能明白當中的吊詭邏輯。2007年，誰也沒想到57歲的北島會在中國香港留下，北島自己也沒想到。但這又像是理所當然的，這位具有最高國際知名度的中國詩人，註定會在香港——這個漢語與英語的夾縫中倔強生長的小島——找到自己著力的基點。

　　中風是他人生中的重要轉折

　　60歲前後的北島，在香港迎來兩件大事，一是他創辦了香港國際詩歌之夜，兩年一度，成為香港乃至中國最重大的國際詩歌交流活動；二就是一場大病，禍福相倚，給予他下半生新的可能性。

　　北島説中風是他人生中的重要轉折，“那一瞬間，我束手無策，由醫生決定命運”。最大障礙是語言。病後2個月左右，香港言語治療專家對他搖搖頭説，他的語言能力只有50%，不會有根本性變化。“那我只好送比薩打發日子啦。但我不信所謂科學的判斷。可以説，這是我對命運的又一次抗爭，也有對命運好奇的成分。”北島説。

　　病後北島開始畫畫，尋找另一種語言，越畫越迷，他想，哪怕完全失語，還可以成為一個像樣的畫家吧。“感謝這場大病，為我打開又一片天地，讓我余生多了個陪伴。當然，寫作是我的本行，首先得面對語言的挑戰”。

　　北島説，西醫沒轍了，幸好有中醫。從香港到內地，週游南北，拜訪名醫——5位大夫5個城市。“好像命運安排的一次傳統文化旅行，給我的生命補課。中醫讓我敬畏，又讓我貼近。它的神秘有如詩歌。人生的禍福，哪説得清”。3年後，北島的語言能力基本恢復，重新開始寫作了。

　　寫作長詩産生巨大精神消耗

　　作為詩人，北島最擔心的始終是寫作，其實追溯這場大病的緣由，除了策劃統籌香港國際詩歌之夜的操勞外——頭兩屆，北島都是累到病倒——寫作長詩的巨大精神消耗，可能是最關鍵的致病因素。長詩《歧路行》的篇幅和主題，都是對詩人的沉重壓力，每一個字都是飽蘸心血而為。中風後，醫生告誡暫不能從事劇烈的精神活動，北島當然得遵從。

　　那麼，《歧路行》還打算寫下去嗎？ 北島説他之前並沒寫過真正意義的長詩，到香港後，漸漸從多年動蕩中沉靜下來，常有想寫的衝動，想弄明白過往的一切意味著什麼的衝動，在朋友的鼓勵下，他開始試著寫《歧路行》。親歷的重大歷史事件和漂泊的個人命運，或平行或交織，成為他新作的推動力。兩年寫了10章，大約500行。中風突發，北島的寫作被中斷——也許是長途歇腳，拉開距離，好重新調整自己吧。裏爾克的長詩《杜伊諾哀歌》開始寫于1912年，只寫了兩三首，擱筆10年，直到1922年2月，“好像一夜間猛醒，隨即在一個月內完稿。裏爾克需要等待。我也需要等待，如果足夠幸運的話”。

　　取名《歧路行》用意何在？北島沒有回答，可以聯想的典故，應該是“楊朱泣歧路”——楊朱是思想家，斷不是因為亡羊而泣，而是因為亡羊的鄰人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是因為楊朱知道了大路“可以南，可以北”。現在完成的10章詩篇，越往後越見自由，想是北島以詩人之力對陷入紛紜歧路的現實的超越。

　　年輕的他，曾被喚作“老木頭”，現在可以看出這木頭其實是一個老樹樁，上面長滿了青苔，也長滿密密麻麻的年輪，所以他才有資格談論“根”，願詩歌之根繼續給木頭以滋養，即便週遭的森林已經面目全非，讓他依然保存著30年前的鳥鳴清越。（據《人物》、鳳凰網）

　　對話

　　記者：您聽過的最好的人生建議是什麼？

　　北島：上世紀70年代初，我有這麼一句格言“生活如此，命運如此”，記不住是誰説的了，很多年，對我來説，在關鍵時刻牢記在心裏。生活和命運之間構成奇妙的轉化，交匯在一起。是的，生活如此，命運如此。

　　記者：您最懷念哪個年代？

　　北島：還是上世紀70年代。如果按顏色分類的話是紅與黑的顏色，那是黑暗的背景中激蕩的青春血液。我至今依然感到疼痛與狂喜。

　　記者：您最希望看到這個世界/國家有哪些改變？

　　北島：從作家的角度來説，文學的變革，是改變過去、此刻與未來的所有大門的鑰匙。

　　記者：北京在您心中是什麼樣的分量？

　　北島：這麼説吧，我是家中的陌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