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資本市場的自由流動和網際網路技術的普及，中國與世界的融合前所未有。這種高度融合既強烈衝擊了國人觀念，在經濟生活的具體領域也帶來實質性的改變。在變化中如何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經濟發展和指導社會治理實踐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

　　眼下國內外新興打車軟體的上線運營，以“公益”和“人民”為名，整合龐大私家車資源，以拼車為突破口，以低價切入市場，提供了相對便捷、廉價和優質服務的同時正在強烈衝擊著傳統計程車行業。從經濟學角度來看，新興打車軟體符合當前“網際網路+”創新驅動的大趨勢，最大程度地釋放了閒置私家車效能，部分解決了當前嚴重的“城市病”，也促進了閒置勞動力的就業。

　　從社會學角度來講，新興打車軟體打破傳統計程車行業壟斷，促進了就業公平。從政治學角度講，它有助於提升國民幸福度和認同度，維護社會穩定。然而，新興打車軟體的高速發展必將在競爭中爭奪“人家的奶酪”並由此引發爭議。一方面，傳統計程車司機一直承擔高額的“份子錢”，近年來有關計程車司機“過勞死”、職業病的新聞不絕於網上。高勞動強度使計程車行業無可爭議地被評為壓力最大的職業之一。另一方面，司機的辛苦卻並沒有帶來消費者對計程車行業的同情和認可。計程車行業多年來一直廣受群眾詬病：車難打、臉難看、拒載、繞道等行為一直是廣大乘車人投訴的熱點。

　　相比而言，新興打車軟體所提供的叫車服務，通過網際網路服務呼叫平臺、GPS運營路線跟蹤系統、服務評價系統、獎金刺激和監督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治理了計程車行業的頑疾，實實在在地提升了打車者的服務體驗。

　　當前爭議的焦點集中于兩方面：一是法律制約。新型打車軟體已經“佔山扯旗”、聚集超乎想像的私家車數量。然而，這些提供運營服務的私家車輛，按照現行的法律規定均屬於“非法運營”。二是利益之爭。數量龐大的私家車“非法運營”，擠佔了計程車公司和計程車司機的合法利益，這一矛盾如不能得到理性、及時、妥善的處理，後果將不堪設想。

　　核心價值觀是國家、社會和個人層面的靈魂問題和核心問題，城市管理者所堅守和遵循的法律法規，應該從符合核心價值觀法治理念的“善治”出發，正視、解決城市發展中所遇到的問題。

　　解決上述兩組矛盾首先要明確對私家車司機的價值認同問題，從發展的角度承認和肯定他們是“合法”的從業者，是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從這個角度出發，私家車司機為實現個人的幸福、增加個人收入加入到服務體系中來，政府要與時俱進大膽地探索政策變革，試點性地允許某些城市的私家車合法地運營，並對其進行有效的監管。這符合近期國務院有關文件多次提及的促進就業、實現“網際網路+”等政策。

　　其次，要最大程度地保障傳統計程車司機的合法權益。如浙江義烏，已率先提出計程車“份子錢”的減免改革。計程車行業的改革勢在必行，新興打車軟體“倒逼”計程車幾十年不變的“行規”。高額的“份子錢”已在事實上“逼迫”大量計程車司機“投奔”所謂“非法”的運營軟體旗下。較為輕鬆的勞動節奏和寬鬆的勞動時間，符合當代人對勞動條件的要求。因此，時代對計程車行業的管理機構和計程車公司提出了新要求，不僅要從管理制度和管理形式上進行改革，樹立服務群眾的意識，同時也要在真正意義上建立起人本關懷的員工體制。

　　第三，以處理上述矛盾為契機，在計程車行業真正建立起法治和公平競爭體制，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落實到微觀社會生活領域。兩千多年前，古希臘哲學家亞裏士多德就曾説過，法律如果不被信仰，它便形同虛設。中國古代也講天道不欺、天道彌平。因此，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應該僅僅是街上各處宣傳的一個口號或者符號，而且要體現在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的實踐中，並最終成為國民內心的信仰。新興打車平臺與其他傳統産業一樣，都應該賦予同等合法的入市資格，只要它能夠為人民群眾的生活提供便利、促進社會就業、改善社群關係，那麼國家就應該與時俱進通過立法、執法調整原有不合理的競爭關係，夯實公平競爭原則，促進整個社會經濟基本秩序的良性運作，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最終實現以改革創新贏取民眾價值認同。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社會取得了長足發展。毋庸諱言，我們在高速發展中的確積累了一些社會問題。這些問題從表面上看是社會發展失衡的問題，而究其根源則是社會發展理念落後和社會治理能力水準差所導致的。《關於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明確要求要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落實到經濟發展實踐和社會治理中。可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和踐行不應僅僅停滯到學習研究的層面，更應該要求各級城市管理人員在實際工作中領會和運用。

　　小小的“打車軟體”已經在神州大地掀起諸如社會公平、勞動尊嚴、社會正義等涉及價值觀問題的討論，並且真實地影響著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數。如何在計程車行業建立新型治理結構、提升治理能力、化解行業矛盾，並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落到實處，從而贏得民眾價值認同，成為考驗各級城市管理者智慧的一道新命題。

　　（作者單位：國家行政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