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國家信訪局原副局長許傑受賄受審。據檢方指控，許傑于2006年至2013年間，利用擔任國家信訪局副局長的職務便利，單獨或者夥同他人，接受相關單位和個人的請托，在修改信訪數據、處理信訪事項、承攬業務等方面提供幫助，為此先後收受相關人員給予的款物折合人民幣550萬元。

　　在黨的十八大以來查處的貪腐案件中，許傑受賄案的確算不得什麼，職位比他高、權力比他大、貪腐數額比他多的人多得是。然而，許傑受賄一案釋放出來的資訊卻不能小覷。

　　其一，清水衙門與油水衙門的界限被打破，貪腐現象蔓延至各個方面、各個領域。以往人們以為，只有那些掌握著人事任免權、財物分配權、行政審批權、司法裁定權的部門，才是腐敗易發、多發的高危部門。因為他們有著權力尋租的空間、權錢交易的資本，那些有求於他們的單位或個人為了自身的利益，總是千方百計地拉攏腐蝕他們。而像信訪、檔案等部門要權沒權，要錢沒錢，他們中的人員怎麼可能産生貪腐呢？國家信訪局副局長許傑受賄一案的事實告訴我們，貪腐沒有邊界，貪腐正在蔓延，很難説哪是一方凈土、一塊安全地帶。

　　其二，傳統的行賄、受賄模式被顛覆，私權對公權的行賄成為公權之間的交易。通常情況下，行賄者無論是單位或個人，都處於私權者的地位，行賄的對象皆為手中握有公權的單位或個人；行賄的錢物無論來源是否合法，皆屬於單位或個人的私有財産；行賄的目的是為了得到加倍的回報，獲得更大的利益。而在信訪局長受賄案中，不是信訪者向信訪部門領導送錢送物，而是地方政府官員向上級信訪部門送錢送物。行賄者、受賄者皆為公權部門。行賄的錢物不是出自行賄者個人腰包，而是公款，也就是納稅人的錢。據披露，那些用來行賄的資金有的直接由信訪涉案地單位提供，有的則是由涉案地方駐京信訪工作組的信訪保證金支付。行賄的目的是為了“減少當地在國家信訪局登記的信訪數量”。明眼人不難發現，公權部門之間的賄賂較之於私權向公權的賄賂，其影響更壞、危害更大。

　　其三，制度設計有缺陷，權力得不到約束，是一件多麼可怕的事情。信訪部門本無權，一般不直接處理信訪案件，接待、交辦、協調、督查，是信訪部門的主要職責。然而本世紀初，有了“信訪排名制度”，定期通報各地進京陳情的件數、人數，給地方政府官員帶來了壓力。為了應付各種信訪責任追究，於是一些地方官員開始向上級信訪官員行賄來進行“銷號”，有的信訪部門成了權力尋租部門和腐敗的重災區。如已被判處有期徒刑14年的國家信訪局來訪接待司接待二處原處長孫盈科案件中，有106位證人提供證言，承認他們曾經請求孫提供幫助，並向孫行賄。

　　綜上所述，信訪局長受賄案的確釋放出不一樣的資訊，應該引起重視和察覺。一方面，要堅持全面反腐，不留死角，決不能因為所謂的清水衙門就疏于防範、疏于監督。要嚴厲打擊懲處公權部門之間的賄賂行為，防止用公款賄賂“公家人”“自己人拉自己人下水”的現象滋長。另一方面，要規範制度，約束權力，通過放權、限權、權力進籠子，壓縮權力尋租空間。2013年11月起，國家對各省市不再搞全國範圍的信訪排名、通報，這無疑有助於遏制和減少信訪部門的腐敗現象。